發布時間：2024-04-03 14:38:53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新經濟政策的弊端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內容摘要:2008年下半年爆發的金融危機充分暴露了我國許多地區經濟結構的脆弱性,優化產業結構無疑是我國許多地區經濟政策面臨的巨大難題,其中多樣化是一個普遍的做法。然而成功的多樣化政a策須建立在透徹了解區域產業多樣性空間分布的基礎上。本文闡釋了產業多樣性的內涵,分析了多樣化和專門化各自的優劣,并就如何推進產業多樣化給出了建議。
關鍵詞:產業多樣性 產業結構 專門化
問題提出
2008年下半年金融危機全面爆發,席卷了全球經濟,我國許多地區的經濟出現了大的下滑,特別是一些專門化于某類或幾類制造業行業的地區。在危機來臨時,這些地區的企業大批破產,工廠大量閑置,經濟陷入衰退,這些區域經濟的共性是過于依賴某些出口制造業行業。金融危機的爆發充分暴露了我國許多地區經濟結構的脆弱性,然而金融危機是導火索而不是問題的根源。
改革開放30多年來,促進我國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因素是低勞動力成本的傳統比較優勢,但是近年來我國尤其是部分沿海地區的勞動力成本呈現不斷上升的趨勢。目前,我國的勞動力成本與墨西哥的水平十分接近,而其它一些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力成本已經低于我國的水平。調查顯示,印度、巴基斯坦和越南等國的用工成本僅相當于我國沿海地區用工成本的38%。成本尤其是勞動力成本是一些傳統制造業企業選址的重要因素,由于勞動力成本優勢逐漸喪失,我國部分地區發生了產業大量外遷的現象。2006年統計顯示,廣東東莞有1003家外企關閉,比一年前增加了三成,2007年仍呈現上升趨勢。數據表明了東莞正在經歷部分傳統產業的外遷,而新產業卻未能遞補進來的局面。如果這種局面持續下去,我國許多城市將面臨嚴峻考驗,特別是那些專門化于某些制造業行業的城市,產業外遷使得產業結構更加脆弱,甚至使得經濟立即陷入蕭條。
造成這種局面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產業結構過于單一,從演化經濟學的角度來說,過于單一的經濟將難以自我升級和可持續發展,很可能因為產業外遷或者產業本身的生命周期而陷入衰退和蕭條。應對外遷需要這些地區進行產業結構調整,一個普遍的做法是推進產業多樣化,從單一的增長動力轉變為多種經濟增長動力。然而目前國內對于產業多樣化的研究十分缺乏,盲目的產業多樣化反而會降低地區經濟的競爭能力。正確的產業多樣化政策必須建立在透徹了解產業多樣性空間分布的基礎上。
產業多樣性的內涵
產業多樣性本質上就是關于經濟成分或經濟構成的一個量,那么研究產業多樣性與經濟表現的關系也就是研究經濟成分與經濟表現的關系。長久以來產業多樣性與經濟表現的關系在經濟研究中被忽略,經濟理論著重關注投入增長和效率改進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多樣性與經濟表現的關系近來受到了關注,在以羅默為代表的新增長理論中,多樣性是一個重要的概念。多樣性與經濟表現的關系開始受到關注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經濟結構調整的需要,如何調整經濟結構來實現經濟的快速可持續發展是各地區面臨的重要任務。
產業多樣性通常被用來指代經濟多樣性,但是韋曉宏(2008)認為經濟多樣性主要指經濟成分與經濟利益的多樣性。產業多樣性的概念本身在不斷的深化。在初期,產業多樣性的概念僅僅關注產業種類的多少。產業種類的多少是多樣性的一個方面,產業種類的增加提高了經濟多樣性,然而產業之間的分布對于多樣性也是十分重要的,Parr(1965)把多樣性定義為“區域經濟活動在一定種類的經濟活動間的分布程度”,而Attaran(1987)運用“不同產業間就業的均衡”來度量多樣性。
大部分文獻對產業多樣性的理解基本建立在產業種類的數量和產業分布均衡程度的基礎上,認為產業種類越多,產業分布越均衡,那么產業多樣性越高。然而這種多樣性概念存在缺陷,雖然兩個地區的產業種類數量一樣,而且就業在各產業間的概率分布一樣,但是兩個地區產業多樣性的含義卻可能截然不同。
近年來,產業多樣性概念不斷得到發展。其中一個發展是認為產業多樣性應該考慮不同產業間的相互聯系、相互作用。一個方法是把多樣的產業看作地區的投資組合,投資組合的方差矩陣就能夠反映產業間的部分相互作用,也能夠用來反映產業多樣性。Conroy(1972)提出把投資組合理論應用到區域經濟多樣性和多樣化研究中。依據這個思路,經濟多樣性不是基于行業數量和區域經濟活動的均勻分布,而是通過顯性的經濟關系來定義和度量。
另一個發展是認為產業多樣性應該是多層次的、綜合性的。Attaran(1987)把多樣性分解為部門內多樣性和部門間多樣性,而Koen et al(2007)把多樣性分解為相關多樣性和不相關多樣性。另外Siegel et al(1995)指出,多樣性和多樣化具有許多定義和使用領域,需要區別多樣性和多樣化。名詞多樣性和形容詞多樣的是指:“不雷同、差異和多樣的一種狀態”。而動詞多樣化和名詞多樣化指:“使得事物更加不雷同、有差異的和多樣的過程以及選擇資產降低風險的過程”。
產業專門化與多樣化選擇的爭論
關于區域經濟應該專門化還是多樣化的爭論由來已久,相關的研究十分豐富,然而至今仍然存在巨大爭議。產業專門化的收益在短期內是明顯的,相關研究可以追溯到Marshall (1890)。空間內企業之間的相互聯系可以帶來成本優勢,例如勞動力群體的專業化、供應商的專門化以及生產商的生產專業化都能夠帶來收益。專門化的收益在產業集群政策中得到了體現,在“新經濟地理學”中集群能通過各種途徑帶來遞增的收益,而專門化就是重要途徑。然而產業集群過于強調專門化的收益,而淡化了專門化的弊端和多樣性的潛在收益。專門化的弊端至少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專門化往往和經濟不穩定聯系在一起,一個地區經濟過于專門化往往使其過于依賴特定產業,也就容易因為支柱產業的外遷或者生產周期進入晚期而陷入嚴重衰退。區域經濟學家認為具有更高產業多樣性的地區可以獲得更穩定的經濟增長和更低的失業率,主要原因是經濟多樣性可以消除該區域生產的產品的需求波動;二是從演化經濟學角度看,過于單一的產業結構往往使得區域經濟被“鎖定”,難以適應外部環境的變化,也難以尋找到其它發展方向,因此最終難以保持經濟的持續增長。從這兩方面看,雖然專門化可以使得區域在短期內獲益,但是卻不利于長期穩定和可持續發展。
目前經濟理論學家和區域經濟政策制定者越來越認識到多樣性帶來的收益,Frenken et al(2004)認為產業多樣性也可以成為經濟增長的重要源泉。產業多樣性的收益體現在許多方面,可以促進地區經濟穩定,可以提高區域學習能力,但是最受關注的是產業多樣性能夠通過動態外部性提高區域的技術創新能力,從而有助于區域經濟的持續增長。Jacobs(1969)強調關于城市發展的一個關鍵問題是多樣性在促進創新方面的作用。使用美國的數據,Glaesere tal.(1992)得出競爭與多樣性都會促進創新和增長。Gilles and Diego(2001)認為多樣化有利于技術創新,在具有遷移成本的學習過程下,城市多樣化具有動態優勢。Pierre and Frederic(2008)認為區域經濟多樣性有助于企業家活動,其中廣義的企業家活動可以定義為新經濟活動的創造和技術創新的追逐。Pierre(2001)指出知識溢出的傳統分析方式存在某些缺陷,并基于知識如何創造和在個人之間流動給出了另外的分析方法,認為專門化可能犧牲自發的區域多樣化,從而阻礙了創新與生產。
專門化和多樣化各有優劣,爭論仍然懸而未決,僅僅通過對比二者的優劣難以獲得進一步的結論。一個重要的思路是認為專門化和多樣性的收益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區域的特征不一樣,多樣性和專門化帶來的收益就不一樣,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多樣性水平是利益權衡下各種因素相互作用的一個均衡結果。到底產業多樣性具有哪些內在決定因素?這些因素對產業多樣性的影響有多大?理論學家和經濟政策制定者對此愈發關注。
如何有效推進產業多樣化
雖然許多地區的經濟政策決策者開始認識到地區產業多樣性的必要性,也開始推進多樣化,例如近年來澳門特區政府實施了產業多樣化戰略。在國外,最典型的是中東石油國和非洲國家。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近年來不斷敦促非洲國家實現產業多樣化。一些西方發達國家或地區也積極采取產業多樣化戰略,例如英國商業大臣曼德爾森指出,英國未來經濟必須多樣化發展,金融業、制造業和技術產業相互協調十分重要。產業多樣化已經成為許多地區或國家的共識。然而制定正確的產業多樣化政策,必須透徹了解多樣性的空間分布以及多樣性水平的決定因素。
首先,必須明確區域產業多樣性具有內生性,區域的特征決定了該地區對于各種不同產業的吸引力,也就決定了該地區的產業結構。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多樣化戰略應該基于如何增強區域對于不同產業的吸引力。
其次,需要協調好集中發展重點產業的戰略和多樣化戰略?；趨^域經濟的定位以及自身所擁有的稟賦優勢,重點發展具有比較優勢且具有成長性的產業是合理的。多樣化戰略應該輔助支柱產業發展戰略,在重點發展的基礎上注意均衡發展,防止重點發展演變成單一發展,確保經濟增長動力的多元化。
最后,城市經濟、競爭性市場和良好的交通通訊設施有利于城市保持較高的經濟多樣性。城市經濟的重要表現是動態外部性,表明不同產業之間知識溢出的外部性,這種外部性能夠使得區域經濟吸引更多樣化的產業組合;在高度競爭的市場,企業必須不斷尋求多樣化機會,努力創新,這樣才能獲取超額利潤,因此更有利于經濟多樣性。Chinitz(1961)認為競爭的環境更能孕育企業家精神,帶來產業多樣性;良好的交通通訊設施是企業選址所考慮的重要因素,能夠便利企業的經營,節約成本,并提供更為便捷的信息資源,有助于區域經濟吸引更多的產業。
參考文獻:
生態市場經濟體制是生態與經濟一體化的現代市場經濟體制。它既是一種新的經濟體制，又是一種新的經濟形態。它是在可持續發展觀和可持續發展經濟觀指導下，克服傳統經濟體制的根本缺陷和主要弊端的基礎上形成的，是一種符合生態文明發展觀要求的嶄新的經濟體制。它的運行是要把現代經濟社會發展轉移到良性的生態循環和經濟循環的軌道上來，實現生態環境與經濟社會相互協調與可持續發展[3]348～349。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生態市場經濟體制，必須要建立和完善能夠體現生態價值的資源有償使用制度和生態補償制度。傳統的市場經濟體制最大的弊端是它破壞生態環境和自然資源，并會導致社會內部嚴重的兩極分化。要避免傳統的市場經濟體制對生態環境和公共性自然資源的破壞與浪費，就必須改變自然資源不能反映市場價格的制度安排，使生態產品具有相應的價格，以實現生態經濟建設者的利益補償。該制度的重點應該包括[5]11：一是建立真實反映資源稀缺程度、市場供求關系、環境損害成本的價格機制。目前，我國資源性產品（石油、天然氣、水、土地、電力、煤炭）價格大多數由政府控制，整體價格偏低，沒有真實地反映市場的供求。不但難以對地方政府和企業起到節約使用資源的激勵與約束作用，反而由此產生了大量的資源浪費和環境污染問題。建立科學合理的產品價格機制，本質上就是建立一個資源產品價格反映資源稀缺和環境成本的機制。這種價格機制要求盡快明確政府職能，建立合理的政府補償機制。通過完善資源價格體系結構，將資源自身的價值、開采成本、環境代價等均納入資源價格體系，為資源有償使用的實施提供制度保障。二是加快自然資源產權制度改革，建立邊界清晰、權能健全、流轉順暢的生態資源資產的產權制度。自然資源產權界定及產權關系不明晰，容易導致因爭奪資源而發生沖突，破壞資源礦產；容易導致資源的流失和生態環境的破壞。因此，對水流、森林、山嶺、草原、荒地、灘涂等自然生態空間進行統一確權登記，形成歸屬清晰、權責明確、監管有效的自然資產產權制度[6]。三是加快建立生態補償機制。生態補償機制是這樣一種經濟制度：通過制度創新實行生態保護外部性的內部化，讓生態“受益者”付費；通過體制創新增強生態產品的生產能力；通過機制創新激勵投資者從事生態投資，建立吸引社會資本投入生態環境保護的市場化機制。這一制度的實施，既離不開市場機制，又離不開政府的強制力和執行力。因此，必須按照責、權、利相統一、共建共享、政府引導與市場調控相結合和因地制宜積極創新的原則，完善對重點生態功能區的生態補償長效機制，推動區域間建立橫向生態補償制度。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生態市場經濟體制，既要反映中國國情、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和社會主義經濟本質，又要體現可持續發展經濟體制的一般性。我國的基本國情：生態環境嚴峻、資源匱乏、社會環境問題嚴重，這迫使我們不得不加快進入生態市場經濟社會。自進入21世紀以來，我國陸續提出建設“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和諧社會，倡導生態文明，建設“美麗中國”，最近又提出實現中國夢。政府提倡的這些問題，正是我國當前最嚴峻從而需要迫切解決的問題。因此，我們在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努力朝著可持續發展經濟體制邁進?？沙掷m發展經濟體制的本質特征就是生態與經濟相結合，生態與經濟一體化，生態凌駕于經濟之上，生態系統為人類提供的服務有時可能比為我們提供的產品更有價值。從長遠發展趨勢來看，生態經濟將成為21世紀的主流經濟形態。這種新經濟形態的運行過程能夠保證：堅決反對以犧牲生態環境為代價去謀求發展；堅決反對以犧牲當前的發展去危害長遠的發展；堅決反對用局部的發展去損害整體的發展；堅決反對用自身的發展去剝奪他人的發展。在新的生態市場經濟體制下，能夠實現人類自身價值和自然界價值的統一，當代人的發展權和后代人發展權的統一；能夠實現“生態—經濟—社會”三維復合系統的協調發展[7]。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生態市場經濟體制，不僅要把物質文明建設納入社會主義生態市場經濟軌道，而且要把生態文明建設、精神文明建設納入社會主義生態市場經濟軌道；不僅要把經濟系統中的全部經濟社會生產與再生產納入社會主義生態市場經濟軌道，而且要把生態系統中某些自然生態生產與再生產納入社會主義生態市場經濟軌道。黨的十總部署，明確提出要把生態文明建設融入到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各方面和全過程。這樣，我們要建構的社會主義生態市場經濟體制，不是孤立地建立在經濟系統的生產和再生產領域的經濟體制；而必須是建立在能夠使“五大建設”協調發展的經濟體制，強調“五大建設”均衡發展、可持續發展和以人為本的生態市場經濟體制。
2建立能實現生態效益、經濟效益、社會效益
有機統一和最佳結合的生態經濟制度制度是由正式約束、非正式約束和實施機制共同構成的。生態經濟制度建設必須遵循生態學原理，特別關注人與自然的和諧關系。工業文明的發展目標是單純追求GDP，用消滅生態價值來創造經濟價值，在獲得最大量經濟效益的同時，毀滅了巨大的生態價值。整個社會的生產和再生產過程，始終是以大量消耗自然資源和經濟資源，達到盡可能地更多的自然資源轉化為物質產品的目的。人們把追求經濟效益作為唯一目標，忽視生態上的要求，這種在生態上的巨大缺陷不僅不能實現經濟增長或經濟發展與可持續性的有機統一；而且造成了當今巨大的生態危機，更談不上實現生態效益、經濟效益、社會效益的有機統一和最佳結合。伴隨著人類對工業文明的反思，人類要擺脫這場生態危機，呼喚一場文明形態的全面變革。這場變革就是生態文明的轉型，以生態文明取代工業文明成為人類歷史發展不可逆轉的必然選擇。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們黨對生態環境問題日益重視。理論界和社會各界開始對人口、資源、環境等問題進行新的思考，政府也積極采取各種措施推動環境保護及生態文明建設。1983年，環境保護被確立為我國必須長期堅持的一項基本國策，環境保護觀念開始深入人心。到2007年，建設生態文明寫進黨的十七大報告，我們黨開始將生態文明建設列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點要求，并提出要使“生態文明觀念在全社會牢固樹立”，生態文明建設已經上升為執政黨治國理政的重要戰略組成部分。黨的十將生態文明建設提升到更高的戰略層面，與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并列。生態文明戰略地位的提升，體現了黨對生態文明建設認識不斷深化，生態文明建設實踐在不斷深入，建設生態文明自覺性在不斷增強。同時，黨的十報告還提出：“努力走向社會主義生態文明新時代”的嶄新概念，將生態文明提升到了人類社會發展的一個特定時代的高度。站在社會主義生態文明新時代這樣一個高度，我們清楚地知道，生態文明新時代應該具有以下本質特征：（1）生態時代不僅是人與自然環境的協調發展，而且是人與社會環境的協調發展，這兩種發展關系是相互依賴、互相制約、互相作用的有機統一；（2）生態時代的人與自然環境的協調關系是人與社會的社會關系，人與社會環境的協調關系是人與人的生產關系；（3）人與自然的協調關系，是生態時代的自然屬性，人與人的協調關系，是生態時代的社會屬性。這兩種屬性的有機統一，構成了生態時代的本質，這兩種屬性的協調發展，形成了生態時代的自然史和人類史，并推動生態文明從低級向高級不斷發展。因此，生態時代的本質特征，就是把現代經濟社會發展切實轉移到良性的生態循環和經濟循環的軌道上來，使人、社會與自然重新成為有機統一體，實現生態與經濟協調與可持續發展[8]。在生態文明的新時代里，我們要以“建設美麗中國，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為目標。要想給我們子孫后代留下更藍的天、更綠的地、更青的山、更凈的水，我們必須落實科學發展觀，落實黨的十報告提出的明確要求。堅持生態立國的基本國策，堅持生態優先發展的戰略方針，這是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基本政策和根本方針，是實現生態效益、經濟效益、社會效益有機統一和最佳結合的生態經濟制度。生態經濟是一種與地球的生態系統保持和諧關系的經濟，是人們在為實現自身利益努力的同時，將更加關注生態利益、社會利益和他人利益。生態市場經濟是經濟效益、生態效益、社會效益相統一、相結合的經濟，能夠正確反映生態系統的商品和服務的價值和全部成本，能夠有效地克服傳統市場經濟發展中不顧社會成本、環境代價而一味追求經濟效益的缺點，使發展經濟、保護環境、優化生態辯證統一起來并實現三者協調發展。因此，貫徹和落實“生態立國”的基本國策和生態經濟優先發展的根本方針，其實質就是經濟社會活動全過程的生態化變革，其目的就是生態與經濟一體化的整合過程[5]11。
3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相關的法律法規制度
1.產業集群的概念
集群本意為相同或相似的事物在某地集中出現,974年由Czamanskis將集群引入到經濟學,提出了產業集群的概念。所謂產業集群,是生產某種產品的若干個同類企業,以及為這些企業配套的上、下游企業,相關的服務業,規制管理機構高度地聚集在一定地理區域范圍內,共同構成的功能群體。
2.國外產業集群研究綜述
產業集群理論有:一是亞當•斯密的分工協作理論,斯密在《國富論》中將分工分為企業內分工、企業間分工,即企業間勞動和生產的專業化、產業分工。企業間分工形式實質是企業集群形成的理論依據所在。二是馬歇爾的規模經濟理論,他發現了外部規模經濟與企業集群之間的密切關系,認為企業集群是基于外部規模經濟而形成的。三是產業區位理論和新產業區位理論,韋伯在《工業區位論》909中從產業集聚帶來的成本節約的角度討論了產業集群形成的動因。在對美國硅谷、德國巴登-符騰堡、意大利愛米利亞-羅馬格納等高技術產業綜合體實踐的研究基礎上,新產業區理論在20世紀80年代應運而生。四是增長極理論,佩魯在20世紀50年代提出來的。在分析經濟在空間上的非均衡增長時,佩魯引入了“推動性單位和“增長極的概念。所謂“推動性單位就是一種起支配作用的經濟單位,當它增長或創新時,能誘導其它經濟單位增長。增長極同時具有“極化效應和“擴散效應。五是基于競爭力的產業集群理論,波特率先提出全球經濟下的產業集群理論,從一個全新的視角――競爭力的角度來看待和分析產業集群現象。
產業集群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大量經驗表明,地方產業集群正在推動著世界各地的經濟增長。Philippeartin和GiamarcoI.P.Ottaviano綜合了rugman 的新經濟地理理論和Romer的內生增長理論,建立了經濟增長和經濟活動的空間集聚間自我強化的模型;證明了區域經濟活動的空間集聚由于降低了創新成本,從而刺激了經濟增長。反過來,由于向心力使新企業傾向于選址于該區域,經濟增長進一步推動了空間的集聚,進一步驗證了著名的繆爾達爾的“循環與因果積累理論。也就是說,企業偏好市場規模較大的地區,而市場的擴大與地區企業數量相關。Nicholas Crafts和Anthony.Venables利用新經濟地理學理論,探討地理集聚對經濟績效、規模和區位的重要作用,從地理角度回顧了歐洲的衰落和美國的興起以及未來亞洲的復興。認為盡管缺乏高質量制度是落后的重要原因,但是不能忽視地理集聚在經濟發展方面的重要作用。
基于產業集群的產業政策和實證研究。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有許多州已設計和實施以集群為基礎的經濟發展戰略。許多歐洲國家也對集群理論和群政策發生了濃厚的興趣。halid Nadvi和Gerhardalder對巴基斯坦的錫亞爾科特和德國的uttlingen的外科器械集群進行了實證分析。他們用集群和價值鏈作為分析方法對地方產業集群和全球價值鏈的關系進行了實證分析,同時研究了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產業集群之間的關系。
3.國內產業集群研究綜述
我國對產業集群的研究,始于20世紀90年代。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對中小企業集群的研究。例如,江浙學者從區域經濟張仁壽,999)非正式制度等方面進行了一些探討;廣東學者則更著重于從企業網絡或企業家網絡的角度來研究企業集群,同時也強調企業家創新精神在發展中的重要作用李新春,2002)。一些學者從生態學的角度來研究中小企業集群仇保興,999);從產業集群演變特征角度研究姚先國,2002)。第二,從知識溢出角度分析聚集現象。葉建亮200認為知識溢出是導致集群的重要原因,它不僅決定了集群的規模,也影響集群組織內企業的生產函數,知識溢出還導致集群內部產品的類同和惡性競爭的發生。寧鐘2003則認為企業集群存在進入、退出勞動力市場、技術溢出以及需求的動態變化過程。第三,關于產業集群和區域競爭力關系的研究。王緝慈200結合區域發展和區域研究的現實比較分析國內外典型案例,認為培育區域特色產業、發展專業化產業區是提高區域產業競爭力的關鍵。徐康寧2003認為,中國的產業集群和市場供給范圍的擴大有關系,一般直接表現為具有很強的出口能力,可以在開放經濟的條件下,發揮產業集群的效應,提高產業效率,這對中國產業提高其國際競爭力很有借鑒意義。第四,運用社會關系網絡理論解釋集群的形成與發展。蓋文啟999運用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交易成本、競爭優勢、創新等理論建立了區域創新網絡理論體系,并利用這些理論體系來解釋產業集群和新產業區創新網絡的發展。第五,關于產業集群核心競爭力評價。顧志群2004等著重分析了中小企業集群核心競爭力的內涵,設計了評價指標體系模型,采用二級模糊綜合評判方法,將評價指標量化,評價集群的核心競爭力。劉春香2006則認為,構建企業競爭力指標體系,對我國企業集群競爭力進行實證分析,應借鑒國外產業集群的發展經驗,從戰略的角度制定企業集群發展規劃并采取相應策略提高產業集群總體競爭力。
[]二、農村城鎮化文獻綜述[][]
.國外農村城鎮化相關研究
研究學派主要有:一是生態學派,代表人物有帕克、卡斯托等,主要把生態學原理競爭、淘汰、演替和優勢)用于城市研究。二是新、韋伯主義學派,代表人物里克斯和莫爾,主要將伯吉斯的同心園模式要素與住房等級的韋伯理論結合起來,對不同住宅群進行不同的定義,后來又進行了相關修正。三是新保護主義學派。桑托斯對新保護主義學派崛起的背景分析后認為,城市研究內容已在方法論、理論、概念方面發生轉化,致使城市研究者產生了對阿爾丘塞主義的不滿,導致人們轉過來從事經驗――歷史唯物主義研究,現實主義已經作為20世紀80年代城市研究正統理論版本的一種新的、不可缺少的方法論基礎。四是福特主義學派。全盛期城市的“核心一邊緣高度發達的中央工業區和不發達的邊緣區)結構;晚福特主義具有明顯的社會、經濟和空間結構,即:發達國家大城市保持大公司的管理和財政功能,在發展中國家建設分廠;后福特主義城市具有三種形式:后工業化城市、開始衰落的反工業化城市和高技術新城市。
城市化動力機制有:一是“推“拉因果模式,該理論由馬卜貢劃杰于970年提出。他認為由于城市的拉力和農村的推力共同作用最終實現城鄉人口遷移。二是經濟動力,諾瑟姆Ray M.Northam)975年提出城鎮化與經濟發展之間是一種粗略的線性關系,周一星于l977年對世界37個國家的情況研究后認為二者之間是一種對數關系。三是政治經濟學解釋,20世紀70年代新學派利用政治經濟學來解釋城市化動力機制,代表人物為英國的哈維和美國的卡斯特爾。四是非農化動力,尤其是工業化作用更大。五是大都市連綿帶的形成機制。957年戈特曼根據美國東北部城市綿延區的形成情況,提出大都市連綿帶概念Megolopolis),認為大都市連綿帶是由于科技進步、規模經濟效益促使產業和人口在空間上集聚和擴散的結果,交通運輸和信息產業的高度發達是大都市連綿帶發展的主要驅動力。20世紀80年代后期由于出現了太平洋城市帶,學者們又側重于從國際化尺度來研究城市帶的形成機制和演進趨勢。如國際生產過程在亞洲的集中化,出口加工區在許多國家的建立,城市作為國際資本的集中地,以及金融、信息、技術等問題的影響Gilbert Ggler982;Amstrong McGee,985)等。
2.國內對農村城鎮化的研究
農村城鎮化的依賴路徑。其論點主要有大中城市論、小城鎮論、城鄉一體化協調論等。前者認為大中城市應是中國實現農村城鎮化的主要方式,在中國經濟發展的初期,各種資源相對有限,不宜采取均衡的城鎮化發展策略,況且大中城市數量比較少,分布不均衡,大中城市已有相應的基礎,在這種情況下,應采取非均衡發展戰略,充分發揮大中城市在資源方面的“極化效應,優先發展大中城市,然后通過大中城市的“擴散效應,從而漸進實現農村城鎮化;中者認為小城鎮對中國農村城鎮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在我國經濟發展的初期,由于資源的絕對稀缺性,而資源分散的分布局面使得集聚資源需支付相當的成本,而中國的社會構成又以農民和農村占大多數,從減小大中城市移民壓力、縮小城鄉差距和就地轉移農民的考慮出發,大力推進農村小城鎮建設具有重要的意義;后者認為城市和鄉村都是社會的構成主體,農村城鎮化是城市化的一部分,兩者在發展上應相互協調,即是生產要素在城鄉之間的合理流動和重新組合,實現城鄉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從我國城市發展歷程和現行的社會經濟政策來看,再加上國際上的通行做法,大中城市論比較適合發展中國家在經濟發展低級階段采用;小城鎮由于數量過多而不宜采取均衡分布的策略,從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小城鎮的發展歷程來看,小城鎮發展過程中存在許多問題,小城鎮也面臨升級換代的嚴峻形勢;城鄉一體化論點由于沒有發展重點,極容易導致城鄉均衡發展的弊端,結果兩頭都發展不好,而且更容易造成宏觀經濟的長遠調整和戰略轉移的困難,該理論在經濟高度發達或比較發達的情況下是比較適宜的。
農村城鎮化的推動力量。其觀點是國內外專家學者總結中國城鎮化發展的歷史與現實所得出的結論。他們根據政府和民間的不同作用,總結出兩種城鎮化推動力量:“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模式。前者指出農村城鎮化的主要推動力量來自上層建筑,949年以后的中國農村城鎮化是在中央政府大規模集中資源的努力下實現的,后者特指改革開放后的2O世紀8O年代到9O年代中期的中國農村城鎮化現象,在傳統的二元經濟結構和城鄉分治條件下,推動農村城鎮化的動力來自廣大農村,是農民與雙軌制博弈的結果,這一特點因沿海經濟開放區一系列鄉村城鎮化而比較明顯,如華西村、宋村等。這兩種模式的總結比較恰當地描述了我國農村城鎮化的過程,8O年代以前是國家計劃執行的結果,8O年代到9o年代中期是農村城鎮建設遍地開花的時候,9O年代中期以后,各級政府通過行政力量和市場力量,開始主動引導農村城鎮化的方向,以增大規模和提升檔次為主,“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兩種模式開始交融,政府的主要作用在于規劃和政策,民間的力量在于實施和執行,相當于政府制定農村城鎮化發展的框架,民間力量去充實框架的內容。
三、產業集群和農村城鎮化互動文獻綜述
關于產業集群和城鎮化之間的關系問題,已有許多學者做了相關的理論闡述。國外很多學者指出了城市的本質即集聚。馬克思認為“城市本身表明了人口、生產工具、資本、享樂和需求的集中。韋伯也是較早的用城市的聚集特征來定義城市的學者。巴頓將城市的聚集經濟效益劃分為十大類,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相應的城市促進功能。大量的經濟地理學者也從空間角度提出了城市的集聚結構模型,如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論,伯吉斯的同心圓模式等。隨著我國城鎮化的推進和產業集群的發展,也有部分學者對此問題做了相關闡述。但大多是兩者的關系或互動機制、模式等進行探討,結論也都認為城鎮化和產業集群的關系不是一種單向作用的簡單聯系,兩者之間是互動、雙向、循環的作用機制。仇保興2003指出工業集聚是城鎮化的主要動力,反過來城鎮化又能推進產業集聚的發展。徐維祥2005通過研究得出,產業集群與城鎮化互動發展模式具有普遍性、多樣性的特點,而其關鍵為與市場接軌并有產業群支撐的主導性產業的發展,且這種地方性產業集群的健康發展又與城鎮化形成了互促共進良性循環。白建國,梁紅巖2005認為把引導中小企業合理集聚、發展農業產業化經營和社會化服務等與小城鎮建設結合起來,發揮小城鎮的集聚效應,提高城鎮化的綜合效益,通過產業集群的聚集效應促進產業化與城鎮化的同步發展。劉瀑、孟守衛2007認為產業集群激活了小城鎮,加速了城鎮化和小城鎮建設的步伐,活躍了小城鎮經濟與文化。桂恒恒、朱冠雷2007認為兩者是雙向、循環作用,產業集群是城鎮化發展壯大的內在動力,而城鎮化是產業集群的推進器。王肖邦2007產業集群引發了生產要素持續向當地集聚,導致專業化分工和社會化協作,此外加快了產業內部信息流通速度,提升了產業整體競爭能力,并激發了產業創新、升級甚至向其他行業的轉型,有效地推動了農村工業化與城鎮化進程。魏民洲2007認為產業集群對縣域經濟的發展具有明顯的聚集效應,在提高縣域經濟的規模化水平、經濟發展的競爭力和創新能力、促進產業結構的提升和優化、提高農村工業化和城鎮化水平等方面可以發揮重要作用。李小東2007通過研究認為,產業集群是城鎮化進程中要素的空間集聚,勞動力的轉移和人口的集聚的載體,通過產業集群的成長和發展,為城鎮化水平的提高提供了產業支撐。官錫強2007提出了農業產業集群是西部地區農村城鎮化的直接導因和動力。以工業化帶動農村城鎮化是東部地區的城鎮化道路,認為西部地區要加速城鎮化進程,要以農業產業集群為依托的觀點。趙昕2007運用了中東部0個省份的數據建立了面板模型,實證分析了產業集群和城鎮化的相關性,認為中部地區要縮小與發達地區的差距,必須把握產業集群與城鎮化之間的互動規律,積極培育具有地區優勢的產業集群,以促進城市化水平的提高。
關鍵詞：拉弗曲線；稅收制度；最優稅率
制度的確立在于漸進的調試，而非精確的理論選擇。由于制度具有報酬遞增的特征（諾思，1994）故當經濟中出現新的潛在獲利機會時，這使得行動者的最優選擇既不是在現行制度之內投資，也不是完全放棄現行制度規則，而是在現行制度系統的某個邊際上進行調整與創新。［1］因此，如果說要素的相對價格變化會導致初始制度發生漸進變遷，而制度的這種報酬遞增特征就決定了這種漸進變遷的基本方向。稅收制度也絕不例外。優良的稅制（包括最適合經濟發展的稅率）只能在比較的基礎上不斷調試而完善，理論上精確界定最佳的稅率是不現實的。本文從供給學派理論（主要是拉弗曲線）的證明到實際的驗證來探討我國減稅的必要性，并在我國現有的生產力和經濟發展水平之下設想一個稅收制度的模式。
一、拉弗曲線的提出證實降低稅率存在著增加稅收的可能性
（一） 拉弗曲線理論的提出及主要觀點
拉弗曲線的提出具有深刻的歷史背景。一戰之后的20多年里，美國政府一直堅定地執行“凱思斯主義”的經濟政策。20世紀70年代美國經濟的滯脹嚴重動搖了凱思斯主義追隨者―新古典綜合派的統治地位。該學派理論上提不出對滯脹狀態自圓其說的解釋，實踐上又不能提出使美國政府同時對付通貨緊縮和失業的措施。理論上的困難和政策上的無能，導致美國現存的制度發生了嚴重的危機。稅收制度更加如一盤散沙，項目繁多、稅率高漲。在這種背景下，阿瑟•拉弗在向政界的朋友推銷減稅主張時提出了作為供給學派理論核心的拉弗曲線，旨在說明稅率的高低和稅收量的大小不一定按同一方向變化，甚至還會反向變化。其目的是為通過降低稅率以刺激供給進而為推動經濟發展的觀點服務。［2］
在拉弗看來稅率高低和稅收量并不總是成正比。拉弗建立了一個關于二者之間函數關系的模型(如圖1)。在拉弗圖中橫軸表示稅率，縱軸表示稅收量。隨著稅率從0到B移動稅收量從0上升到最高點G，再從最高點降到0。當稅率為A時，稅收量達到最高，但是當稅率繼續升高時，稅收量不升反降。所以GAB區域也就被稱之為””。在以拉弗為首的供給學派看來，要維持稅收行為的有效，政府只能在OAG區域征稅。即稅率不能高于A。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拉弗認為：高稅率會減少人們正常的經濟活動，從而降低國民收入。在低稅率上，我們逃避納稅的少，這時用閑暇替換勞動或者用消費替換投資和儲蓄是不合算的，尋找稅收的漏洞或者將生產活動轉移到地下也是不值得的，這使所申報的稅基即征稅的基礎擴大，足以使稅收量增加。與之相反，在高稅率上， 足以使稅收量減小。因此，他的政策主張是降低稅率，進行全面大規模的減稅。
（二） 經濟現實對拉弗曲線的驗證表明減稅的可能性
缺乏事實上的資料佐證一直是拉弗曲線飽受爭議的重要原因，然而近年來各國政府統計資料為之提供了越來越多的確鑿證據。從以下事實，我們可以看出降低稅率存在著增加稅收的可能性。統計資料顯示，自各國實行降低稅率政策后，各國的宏觀稅負水平(稅收總額占GDP比重)不但沒有降低，反而呈現上升趨勢。顯然是由于稅率的降低，促進了經濟的進步發展，從而擴大了稅基，導致稅收量增加。
克林頓政府執政的20世紀90年代初期，美國為大幅度削減則政赤字，曾經采取有增有減”的稅收政策，在提高高收入階層所得稅稅率的同時，對中低收入家庭和小企業實行減稅政策。據1994年《總統經濟報告》顯示：當年提高了年收入在14萬美元以上富人的個人所得稅邊際稅率，而年收入在14萬美元以下納稅人的邊際稅率不變。同時對年收入低于4000美元的中低收入者和90%的小企業提供減免稅優惠
［3］。這種做法不單純著眼于短期內的削減赤字，而且還著眼于長期的經濟增長。顯然，對于高收入者稅率的適當提高并不會改變其經濟選擇，而對低收入者降低稅率則能提高其勞動積極性。布什總統上臺后，為防止經濟出現意外滑坡，擬定全面減稅計劃。據稱，這將是自里根總統1981年實施大規模減稅以來最大的一次減稅行動。包括降低個人所得稅稅率、遺產稅稅率等多個方而。雖然許多人士表示過多減稅未免對高收入者太過慷慨，并警告巨額減稅將導致聯邦預算赤字。但也有不少經濟學家為其吶喊助威。有人甚至認為布什的減稅政策將使美國經濟增長大約1 2%。由于經濟的增長而導致稅基的擴大，因而減稅不會對稅收量造成太大的影響。
這一引人注目的跡象，恰好驗證了供給學派“拉弗曲線”效應的客觀存在。并且，近年來各國的減稅計劃，也對經濟走出低迷產生了明顯的影響，這使拉弗曲線理論的合理性在經濟現實中得以完美體現。
二、我國減稅政策的初步構想
無論是理論上還是實踐證明，減稅是有利于經濟增長、人們生活水平提高的，因此我們國家也應該在現有的稅收制度上進行適當調整，適度減稅政策。
根據有關專家的分析，對我國資本征稅降低了投資率和全要素生產率，但不影響勞動供給，對經濟增長有一定的負效應；對勞動征稅降低了投資率，刺激了勞動供給，對技術進步沒有影響，總效應是降低經濟增長；對消費支出征稅，提高了投資率和全要素生產率，不影響勞動供給，最終效應是不妨礙或弱促進經濟增長。［4］因此，我國減稅的方向是減少對資本和勞動收入的征稅。
（一）調整所得稅
所得稅是以法人或自然人的收入所得為對象課征的稅，［5］它也是當今一些發達國家稅制的主導稅種，所得稅屬于直接稅類。著名經濟學家薩謬爾森曾指出，直接稅是“穩定經濟和緩和經濟周期運動的強有力因素”發揮著“迅速的內在穩定器的作用”。按照世界稅制發展的趨勢，隨著生產力水平、國民生產總值、國民收入和人均收入的提高，所得稅將會逐步代替流轉稅上升到主體稅種的位置，這一現象是由稅收的內在規律決定的。因此我國的稅收制度改革必須從所得稅入手進行。
1 降低稅率的同時，統一內、外資企業所得稅
適時調整現行企業所得稅制是增強我國企業國內、國際競爭力的重要問題。我國的稅率在世界范圍內都屬于居高不下型，這直接影響到企業投資率的增長，而且我國內、外資企業實行兩套企業所得稅法同時也對我國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對各類企業的公平競爭、對經濟發展的需要以及對規范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等都造成了諸多消極影響。現實的考慮是采取立法一次完成，分步實施到位的做法。所謂“立法一次完成”就是說現行內外資企業兩套所得稅法的統一合并必須一次完成。這是保持稅法嚴肅性、穩定性、前瞻性的需要。所謂“分步實施到位”則是指立法目標的實現可給出一個過渡期來處理歷史遺留問題。比如可考慮采取新老企業區別對待的辦法，即對新法實施之前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享有的稅率優惠、定期減免稅優惠可在一定時間內予以保留，以期達到既不否認歷史又能在一定時期后實現統一稅法的目的。統一后的企業所得稅法，其稅收優惠政策對各種經濟成分、各種納稅人實行同等待遇，這樣，外商投資和外國企業今后不可能再依靠與中國內資企業不同的經濟性質為主的稅收優惠待遇來取勝或盈利，而必須依靠公平競爭、依靠科技進步和產品服務質量來獲取利潤與市場，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內外資企業所得稅法的統一不僅將有利于改善外商投資和外國企業的投資結構，有助于提高技術引進的水平和層次，而且將有利于不斷提高其自身的市場競爭力和盈利能力。
2 改革個人所得稅
擴大內需的前提條件是使民居的可支配收入與GDP同步增長，也就是要增加低收入者的收入，提高中等收入階層的收入，保護高收入者的合法收入，通過調整供給結構創造新的消費需求，盡快將他們的剩余購買力轉化為消費需求或投資需求。因此，個人所得稅的改革主要是減輕中低收入者的個人稅負，適當增加高收入者的個人稅負，提高居民整體消費水平。這既可以擴大消費需求，又可以間接改善投資規模和結構。其改革，關鍵是適當提高扣除標準，對個人所得稅的起征點進行區別對待，所謂“有增有減”，從而增加中產階級的消費能力。
(二) 深化稅費體制改革
由于我國稅負過重的原因有一部分是收費造成的，雖然我國已經在費改稅方面作出過很多努力，但很明顯，結果還是差強人意。因此，深化稅費體制改革應是當務之急，其緊迫性在進入新經濟建設時期更加凸現出來。不規范的稅外收費不僅使國內企業和農民怨聲載道，也同樣使外國投資經營者遭受程度不等的收費困擾，陷入不公平的競爭狀態。這種不規范的收費行為還將被告上世貿組織，成為我國政府違反其承諾的一種口實。政府收入行為及其機制規范化了，企業和居民的負擔水平自然會相應減下去，通過規范政府收入行為及其機制的途徑去減少企業和居民的負擔，其政策效應，不亞于減稅。因此，切實加快我國稅費體制改革步伐不僅是調整優化中國稅制的一個重要前提條件，是加入WTO后面臨的一個時不我待的緊迫課題，而且也是稅收制度改革的首要任務，更是擴大內需、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重大問題，
（三）生產型增值稅轉變為消費型增值稅
消費型增值稅具有擴大投資、增加需求、促進技術進步、調整經濟結構和擴大出口的積極效應。與生產型增值稅相比，它雖然稅基小，但減輕稅負以后，能促進企業投資能力和投資積極性的提高，有利于增強企業的市場競爭力，能促進我國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因此，增值稅的轉型是減輕稅負、完善稅制的又一個重要內容。實行增值稅的全面轉型，即對企業新增固定資產所含的增值稅稅款允許全部扣除，雖然減小了稅基，會在一定時間內造成財政收入的暫時性減少，但卻可以克服現有生產型增值稅的明顯弊端，盡快收到徹底的改革成效。因此從長遠看，實行增值稅的全面轉型不僅不是一種財政拖累，而且是促進經濟發展和培植財源的一條必由之路。增值稅轉型以后，其稅率也許還必須降低，稅率高低要以能否促進我國經濟的持續、快速、健康發展為準。
三、總結
供給學派在提出供給創造需求的錯誤觀點時，同時提出了許多對經濟政策有貢獻的理論，如有關稅收方面的拉弗曲線。無論從理論上推敲還是實踐中證明，拉弗曲線所推崇的降低稅率、減輕賦稅是有利于經濟發展的。我國在實行較高的稅率政策時也應該考慮到減稅的必要性。在企業所得稅方面應該實行統一稅制，個人所得稅應該按照“有增有減”的原則實行分級征稅，深化稅費體制改革，并把生產型增值稅改變為消費型增值稅。
注釋：
［1］諾思《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M］ 上海三聯書店 1994
［2］ 尋子員拉弗曲線理論分析極其啟示 ［J］ 財稅問題研究 2004
［3］ 郝碩博拉夫曲線深析 ［J］ 則政問題研究，20006
[關鍵詞]國際貨幣體系;貨幣霸權;金本位制;金匯兌本位制;布雷頓森林體系
[中圖分類號] F82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3-0461(2010)10-0063-05
一、國際貨幣體系與貨幣霸權
關于國際貨幣體系的定義有很多,比較經典的說法主要有兩種:一是由巴瑞?易臣格瑞(Barry?Eichengreen)在1996年所給的定義,他認為國際貨幣體系是將各國經濟結合在一起的“鉆合劑”。國際貨幣體系的作用就是為了促成國際收支問題的解決、保證外匯市場的有序與穩定,并且為遭受破壞性沖擊的國家提供獲得國際信用的便利條件;另一種是由國內著名學者陳彪如先生給出的,陳彪如(1996)認為:我們可以把國際貨幣體系解釋為支配各國貨幣關系的規則和機構,以及國際間進行各種交易支付所依據的一套安排和慣例……因此,廣義地講,國際貨幣體系主要涉及到三方面管理。即國際收支調節、匯率的規定和變動及國際貨幣或儲備資產的供應。一種健全的國際貨幣體系通常要具備三個條件:第一,必須有糾正各國國際收支的不平衡的調節機制;第二,國際儲備的供應在國際控制之下,并隨著世界生產和國際貿易的增長而不斷變化;第三,國際儲備體系要有一定的物質基礎,才能保持貨幣體系的相對穩定。由此可見,國際貨幣體系是指支配各國貨幣關系的規則和機構所形成的一個完整系統,是各國政府為適應國際經濟活動的需要,對國際間進行各種交易支付所采用的各種制度安排、慣例和支配各國貨幣關系的規則和機構。[1]國際貨幣體系從貿易和金融方面聯系世界經濟,調整和促進各國貿易和支付過程的順利進行,保證世界經濟的穩定和各國經濟的平衡發展。在歷史上,國際貨幣體系的發展順次經歷了國際金本位時期、國際金匯兌本位制時期、布雷頓森林體系時期以及牙買加貨幣體系時期。國際貨幣體系的演進過程實質上也是國際貨幣霸權的轉移過程。
貨幣霸權是指霸權國憑借其壓倒優勢的軍事、政治、經濟和金融實力,在國際貨幣體系中占據主導地位,并將自己的意志、原則或規則強制性地在整個體系推行,從而獲得巨大的經濟和政治利益。[2]貨幣霸權具體而言包括貨幣的流通霸權和貨幣的價值霸權兩個層面。貨幣的流通霸權是指貨幣在流通方面所具有的霸權地位。即一國的貨幣在多大的程度上和多大的范圍內被使用。貨幣的流通霸權①包括兩種:一種是貨幣的國內流通霸權,一種是貨幣的國際流通霸權。國內流通霸權是指貨幣在一國范圍內在流通和使用方面具有支配和主導的地位,國內流通霸權是天生具有的;貨幣的國際流通霸權是指一國的貨幣跨越了國界,并在國際范圍內在被使用的方面擁有某種支配的地位;貨幣的價值霸權是指貨幣在價值這一層次上擁有的主導和支配地位。貨幣的價值霸權包括貨幣在價值量方面擁有的霸主地位,即某一種貨幣相對于其他類型的貨幣而言,在所代表的價值量上具有優勢的地位。價值霸權的另一層含義是指該種貨幣在決定自己的價值方面具有相對較強的主動權,具有比其他貨幣更強的決定其價值的權力。[3]
貨幣霸權的爭奪是大國權力平衡角逐的一個重要部分。貨幣霸權一直是與軍事權力相并列的國家權力的一部分,貨幣霸權是支持大國擴張的后盾,而軍事霸權又為實現更大的貨幣和金融利益鋪路。國際體系中的大國關系史同時也是時又竭力阻止別的國家競爭取代自己的位置。正如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教授巴瑞?易臣格瑞(Barry?Eichengreen)指出的,國際貨幣體系常常受到一個由金融權力所構成的霸權體一部貨幣霸權的斗爭和變遷史。大國在其中追逐其貨幣的國際化以及由此帶來的霸權和利益,同系的支配,大國在其中秘而不宣地激烈角逐。
貨幣霸權地位的確立和維護,必須要建立在一定的經濟實力基礎之上。貨幣問題首先是經濟問題,一國貨幣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地位從根本上取決于該國的經濟實力。一般來說一國的經濟實力越強,該國貨幣就越有可能在國際貨幣體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成為霸權貨幣,貨幣霸權的確立有可能為該國帶來巨大的經濟和政治利益。通常而言一種貨幣要成為具有霸權地位的貨幣必須要有相對最強的經濟實力作為支撐。即必須要求該國具有較大的經濟規模和較高的經濟效率,同時還必須是一種高度開放型的經濟。惟有如此,才能使該國貨幣通過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走向世界,進而成為霸權貨幣。
二、國際金幣本位制②時期的英國貨幣霸權
金本位制是以一定成色及重量的黃金作為本位貨幣的一種貨幣制度,黃金是這種貨幣體系的價值標準。[4]金本位制包括金幣本位制(完全金本位),金塊本位制(生金本位制)和金匯兌本位制(虛金本位制)。我們通常所講的金本位制或狹義的金本位制僅指金幣本位制。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的國際貨幣體系,是傳統的金本位制,即金幣本位制。實行金本位制,必須做到以下幾點:第一,金幣可以自由鑄造和熔化,其他金屬貨幣則實行限制鑄造;第二,要用黃金規定貨幣的價值,紙幣可以自由兌換成金幣或等量黃金;第三,準許黃金自由進出口;第四,貨幣儲備全部是黃金,以黃金進行國際結算。[5]金本位制一種相對穩定的貨幣制度。1816年英國在世界上首先實行金本位制,在19世紀70年代之后,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都相繼實行了金本位制。在金本位制時期,黃金在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內起貨幣作用,同時還作為國際間的支付和最后清償手段,即形成了國際金本位制度。
國際貨幣體系的金本位制時期也是英國貨幣(英鎊)霸權形成并確立的時期。英國在歷史上曾經實行金銀復本位制。從17世紀開始由于英國白銀的大量流入導致銀價大跌,使其過渡到事實上金本位制時代。1816年英國政府頒布了《金本位制度法案》;1819年英國又通過《恢復兌換條例》,規定恢復貨幣兌換金塊、金條,取消了對金幣金條的出口限制。這樣,使英國完成了從事實上的金本位制向法律上的金本位制的過渡。19世紀60年代到70年代法國完成了向金本位制的過渡,1871年德國實行金本位制;丹麥、瑞典、挪威等國在1873年相繼實行金本位制;1879年俄國和日本也開始實行黃金兌換;1900年美國通過了金本位條例。到19世紀末期,世界經濟中的主要國家普遍實行這一貨幣制度,從而標志一個以英國為中心的國際金本位制度建立起來。[6]
金本位制時期的英國貨幣霸權與當時英國經濟發展密切相關,而其間的英國貨幣霸權又為英國經濟擴張提供了便利。英國在19世紀的國際貨幣關系中占有統治地位。工業革命后的英國憑借強大的經濟實力,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工業制成品輸出國和最大的海外投資國,倫敦是當時最重要的世界金融中心,英鎊是當時世界上最廣泛使用的貨幣。英國對國際收支逆差國的出口商品提供了一個相對的開放市場,對外提供長期貸款,當發生外匯危機時,英國充當最后的貸款人角色(世界的中央銀行的角色),國際金本位制的規則本身,也都是以英國經濟發展的背景和利益為參照制定的。由于倫敦金融市場和其他國家金融市場的密切聯系和國際間廣泛使用英鎊,從而使英國控制了世界金融的特權。在金本位制時期英國的貨幣政策影響或支配著其他國家的貨幣與金融關系,英格蘭銀行指定了世界利率水平,使各國利率一起上下波動,同時其他國家的調節能力只是使國內利率水平與世界利率水平之間保持一個微小的差額;英鎊匯票用于世界范圍的貿易或成為外國的替代貨幣,而英鎊利率則由倫敦操縱,當時的國際金本位制實際上是英格蘭銀行在管理國際金本位制,因此說金本位制時期的世界霸權貨幣就是英鎊。[7]
金本位制時期英國的貨幣霸權也為英國帶來了巨大的經濟利益,使英國成為這種體制的世界最大受益國,也進一步確立了英國的世界經濟中心。國際金本位制給英國帶來的益處主要有:金本位制確立了英鎊在世界貨幣的霸權地位。當時英鎊成為最主要的國際儲備貨幣,40%以上的國際貿易用英鎊結算。1914年一戰前夕,英國的海外投資曾高達40億英鎊,占西方國家總投資的一半,英國的投資者和金融家從海外投資中獲得了高額利潤。[8]金本位制極大地促進了英國商品的出口,使英國保持大量貿易順差;英國通過英格蘭銀行管理著世界金融體系,迫使各國經濟遵守“貨幣體系規則”。正像羅伯特?吉爾平所描述的那樣,“各國貨幣系統與倫敦金融市場結合在一起,使得英國能夠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世界貨幣的供應。通過降低或提高貼現率,英格蘭銀行操縱了世界上的黃金流通,并且實質上在管理著國際貨幣政策?！虼私鸨疚恢贫认碌呢泿朋w系是有等級的,英國是主宰,西歐新興的金融中心位居其次”。[9]
三、金匯兌本位制與英國貨幣霸權的衰落[10]
19世紀后半葉至20世紀初,由于美、德等國家生產力的快速提高,其經濟實力已經超越英國,并且不斷與英國搶奪世界黃金資源,提高本國黃金存量。同時,這些國家為了滿足本國經濟發展的需要,降低了本國貨幣的含金量,而政府也不再維持本幣含金量的穩定性,致使國際金幣本位制所要求的黃金自由兌換原則遭到嚴重破壞。
隨著英國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不斷發生和其“世界工場”地位的喪失,英國國際收支狀況惡化,國際收支逆差不斷增加,國內失業率提高,宏觀經濟形勢惡化。英國政府為了緩和國內的矛盾,在20世紀最初的幾年,開始致力于市場干預,限制黃金外流。這就在一定程度破壞了英國用以維持國際金本位制的根本條件,國際金本位制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在國際金本位地位受到削弱的同時,英國政府為了實現本國經濟發展目標,增加貨幣發行數量,從而造成通貨膨脹和國際貨幣之間的兌換秩序混亂,英國的貨幣霸權逐步走向衰落。
一戰期間,在正常的國際貿易秩序被破壞的同時,國際金本位制賴以存在的黃金難以獲得,這迫使英國在1913年9月頒布黃金禁運政策,隨后各主要參戰國相繼頒布了黃金禁運法令。同時,由于英國等國家還宣布紙幣禁止兌換黃金上述舉措使得國際金本位制遭到嚴重破壞而暫時終止。隨著戰爭進程的不斷發展,為了支持戰爭耗費,各參戰國逐步增大發行不能兌換的紙幣數量,使通貨膨脹日趨嚴重。而紙幣停兌黃金后,貨幣的價值衡量喪失了統一的基礎,造成各國貨幣之間匯率劇烈波動,金本位制趨于瓦解。
一戰結束后,為了盡快恢復經濟,英國康力夫委員會提交了一份報告給議會,主張恢復戰前的金本位制度。1925年4月28日在丘吉爾議會下院明確提出廢除不準輸出黃金的禁令,允許英格蘭銀行以紙幣兌換黃金,輸出國外。這實際上宣告金本位制在英國恢復。同年,英國公布了《新金本位制法》。該法規定:國家不鑄造金幣,政府按固定價格無限制收購黃金,所支付的價款,是中央銀行以金塊為準備而發行的紙幣。持有各種貨幣的人只能向中央銀行申請兌換金塊,且有最低重量限制,英鎊兌換黃金的數量至少為400盎司,即只有積累到1,700英鎊以上數額的紙幣時,才能向國家的貨幣發行機構兌換黃金,金塊不能分割。這便是金本位制發展進程中出現過的金塊本位制。1929年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大蕭條使在英國僅存在了短短的4年時間的金塊本位制最終崩潰。
1923年初,德國施特雷澤曼政府對本國貨幣進行了整頓和改革使德國確立了金匯兌本位制,隨后,在20世紀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中期,相繼有30多個國家先后施行金匯兌本位制,這些國家要么與英鎊形成固定的比價關系,形成了以英鎊為標志的“黃金中心國家”。要么與美元形成固定的比價關系,構建了美元“黃金中心國家”,從而使得該時期世界貨幣制度呈現出混亂局面。由于在這一時期強勢的國際貨幣未能產生,加之金匯兌本位制自身存在的弊端,金匯兌本位制在1929年的世界性經濟危機爆發的情況下,隨著大多數國家實行紙幣制度也走向了終結。
四、布雷頓森林體系與美國貨幣霸權的構建
20世紀30年代金本位制崩潰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國際貨幣體系的混亂嚴重損害了世界各國的利益。為盡早結束這種局面,1941年在美、英等國的推動下,開始了重建國際貨幣體系的努力,1943年,美國和英國分別從各自利益出發設計了戰后國際貨幣金融體系,提出了“懷特計劃”和“凱恩斯計劃”,其最終結果是以“懷特計劃”為基礎的布雷頓森林體系的誕生。[11]布雷頓森林體系的主要內容是:以黃金作為基礎,以美元作為最主要的國際儲備貨幣,實行“雙掛鉤”的國際貨幣體系,即美元與黃金直接掛鉤,其他國家的貨幣與美元掛鉤;實行固定匯率制。布雷頓森林體系實質上確立了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體系,從而標志著美國貨幣霸權的確立。
如前所述,貨幣霸權的確立需要強大的經濟實力作為支撐,同樣,美國貨幣霸權的確立與美國經濟的發展關系密切。從1900年至1914年,是美元在國際貨幣舞臺上開始崛起的時期。盡管在這一時期,美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已超過英國,美元的地位和影響也在不斷上升。但英國在當時仍是世界最大的殖民帝國,對外貿易仍穩居世界第一,美元未能撼動英鎊的世界貨幣霸主地位;兩次世界大戰重創了英國經濟,也動搖了英鎊的霸權。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時期,美國的經濟實力有了巨大的發展。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美國工業制成品占世界的一半,對外貿易占世界的三分之一以上,其黃金儲備高達200.8億美元,約占世界黃金儲備的59%。[12]并成為世界最大的債權國,從而為美元霸權的建立奠定了堅實的經濟基礎。美國以強大的經濟實力作后盾,不斷打擊英鎊,抬升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作用,終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夕,建立了以美元為中心的布雷頓森林體系,確立了美國的貨幣霸權。
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的美國貨幣霸權也為美國強化其經濟和政治霸權提供了便利。美國利用戰后其他各國黃金和外匯儲備匱乏的時機,通過商品輸出給本國帶來巨大的國際收支順差,使美元在國際上極端走俏,造成了世界范圍的“美元荒”。同時,美國利用貨幣霸權使美國控制了國際貨幣的發行權。由于國際市場對美元的鋼性需求使得美元被高估,而黃金價值被低估。這使得美國的“馬歇爾計劃”及一系列雙邊貸款協定在實施的過程中美元都是被高估的,從而使其額外的超溢價收益。美國還以較低的價格從其他產金國購買黃金,進一步增加美國的黃金儲備,到1949年,美國黃金儲備占世界黃金儲備總額的73%,達到246億美元。美國利用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國際復興開發銀行運行中的控制權,對其短期信貸和長期貸款的對象進行篩選,并附帶苛刻的政治經濟條件,使其具有干預他國內政的機會,從而對其他國家進行經濟殖民。
五、現行國際貨幣體系與美國貨幣新霸權
布雷頓森林體系在國際貨幣體系的發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對戰后世界經濟的恢復、發展和穩定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這一體系也面臨著許多問題,其中最主要的問題是“特里芬難題”。特里芬認為:“由于美元與黃金掛鉤,而其他國家的貨幣又與美元掛鉤,美元因此而取得了國際核心貨幣的地位。于是各國為了發展國際貿易,就要求必須用美元作為結算手段與貨幣儲備。這樣做,就會導致流出美國的美元,在海外不斷沉積。這樣,對美國來說,就會發生長期貿易逆差。而美元作為國際核心貨幣的前提,是必須保持美國幣值穩定與堅挺,這就又要求美國必須是一個長期貿易順差國。這兩個要求互相矛盾,因此是一個悖論。”[13]
由于各國經濟發展不平衡,從20世紀50年代以后,美國的經濟力量出現了相對下降的局面,其國際收支持續逆差。造成了美元大量外流,黃金儲備急劇下降的局面。進入20世紀60年代以后,美國始終無法扭轉的國際收支逆差,導致美元在國際上的地位受到挑戰,美元危機接連不斷。西方各國在美國的壓力下企圖繼續維持以美元為中心的固定匯率制,但愈來愈感到力不從心。1971年5月,德意志銀行允許馬克自由浮動,不再公布馬克含金量,成為首個退出布雷頓森林體系的成員國, 1971年7月,瑞士兌現了5,000萬美元的黃金,法國又陸續兌現了1.91億美元的黃金。國際金融市場上出現的兩次比較大規模的拋售美元的風潮,迫使當時的尼克松政府于當年的8月15日(股市休市期間)宣布新經濟政策,宣布凍結工資價格90天、征收10%進口附加稅、關閉“黃金窗口”,史稱“尼克松震蕩”。[14]上述措施致使1971年底美元被迫貶值7.89%,黃金官價由35美元兌換一盎司提高到38美元兌換一盎司,同時放寬各國匯率的波動幅度,由原來的±1%擴大到±2.25%,這樣,固定匯率制也開始受到挑戰。[15]1973年3月,美國正式決定允許匯率浮動,到1976年3月,所有主要工業國家的貨幣都實行了浮動匯率制,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而在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后對國際貨幣體系進行改革并建立新體系的過程中,始終充滿了各種矛盾和斗爭。經過各方共同努力,最終就一些基本問題達成共識,于1976年通過“牙買加協定”,奠定了當代浮動匯率體系的基礎。當前國際貨幣體系被稱為牙買加體系,它實際上是一個“無體系的體系”, 牙買加體系的主要內容是:黃金非貨幣化,儲備貨幣多元化,匯率制度多樣化。[16]
盡管布雷頓森林時代早己結束,歐元、日元等強勢貨幣的影響不斷提高,而且美元也不具有法定意義上的國際本位貨幣,國際貨幣體系走向多元化格局,但在現行國際貨幣體系下,美國和美元的霸權地位仍然無法動搖。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以后,美元的本位貨幣地位雖然在一定程度上遭到削弱,但美元仍在國際金融和貿易中居于絕對主導地位,目前美元仍然是60%的國際儲備資產計價貨幣、70%左右的國際貿易交換媒介和80%甚至更高的國際金融交易的計價貨幣。就現狀而言在短期內尚無任何一種貨幣能夠從根本上動搖美元的國際本位幣地位。其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美國仍是全球最大的經濟體,美國經濟的發展狀況和政策趨向對世界經濟發展會產生決定影響,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經濟得益于產業結構調整和“新經濟”的推動,實現了長達10年的連續增長,擴大了對世界上其他主要經濟體的優勢。這是美元霸權地位得以維系的實力基礎;[17]另一方面,以美國為主的布雷頓機構③依然存在,而且它們在成員國的貨幣、金融以及經濟方面的問題合作和解決提供了一個國際協調與磋商的機制,而且在促進各個成員國之間政策合作與協調、減輕國際收支失衡程度、增強多邊匯率穩定以及在穩定和改革現行貨幣體系方面仍然發揮著積極作用;再次,在現行國際貨幣體系下,以美國為主導的各種國際組織諸如八國集團、亞太經合組織、二十國集團等,在重大國際事務中發揮著重要的管理和協調職能,而美國的利益在這些組織協議的達成問題上影響巨大;最后,現行體系下的核心――結構仍以美國為中心,其他國家為,美元仍是最主要的國際儲備和結算貨幣。因此,美元在多元化國際貨幣體系發展進程中仍然保持著主導地位,即美國進入了現行國際貨幣體系下的新貨幣霸權時代。
[注 釋]
①本文所分析的貨幣流通霸權是指貨幣的國際流通霸權。
②本文所指的金本位制是狹義的金本位制,即金幣本位制。
③本文所指的布雷頓機構主要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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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urrency Hegemony Transfer i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Evolution
Dong Jun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610064,China;2. Inner Mongolia Finance and Economics College ,Huhehaote010070,China)
[關鍵詞] 國際貨幣體系;改革;人民幣國際化
[中圖分類號] F832.64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1671-0037（2015）08-60-4
Research on RMB Internationalizationunder International Currency System Reform
Cao Zibin Cui Ranran
（He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01）
Abstract：After the collapse of the Bretton Woods System，all countries are busy in building a new International Currency System. This thesis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bout RMB International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process of International Currency System Reform. Meanwhile， based on the clarification aboutdifficulties of RMB Internationalization， this paper provides policy and path to promote RMB Internationalization. Starting from a correctunderstanding on“Triffin Dilemma”， according to the situation of global economic operation， changing monetary policy properly， maintaining RMB’s currency stability at the same time of keep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deepening the reformof financial system， and making the currency convertible gradually.
Keywords：International Currency System， reform;RMB Internationalization.
1 國際貨幣體系改革歷程及人民幣國際化進程
國際貨幣體系（International Currency System，），是指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確立以及世界市場形成之后，各國對國際貨幣秩序制定的相關行為準則、規章制度。它的形成一般有兩種情況：一種是根據市場運行規律自發形成，即隨著經濟活動參與者的增多，一定的體制和習慣受到廣泛的接受，并被賦予法律效力，如：國際金本位制;另一種是通過重要會議制定，如布雷頓森林體系。這種體系可以在短時間內建立起來，并隨著國際經貿活動的增加逐步發展完善。它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確定不同貨幣之間的比價（匯率）、確定關鍵貨幣作為國際貨幣、確定各國的儲備資產、貨幣的可兌換性及應制定的國際支付措施、調節國際收支狀況等。
1.1 國際貨幣體系發展過程
國際貨幣體系，是隨著時間的推移不斷發展和完善的，不同歷史條件所需要的貨幣制度也不盡相同，但大致可以劃分成以下三個時期：
1.1.1 國際金本位制
金本位制，是指以黃金作為一國貨幣制度中的基本通貨。金本位制的實行，有利于維持各種貨幣匯率的相對穩定，刺激貿易的進行，使各國擴大生產;有利于減少金融風險。而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少數資本主義大量囤積黃金，戰后，因戰爭經濟受到了重創的西方各國，又紛紛控制黃金的流出，最終致使金本位制再難以實行。
1.1.2 布雷頓森林體系。
二戰之后，從國家利益的出發，美國和英國先后提出“懷特計劃”和“凱恩斯計劃”，都希望建立起有利于自身發展的新型貨幣制度。美國由于經濟水平的不斷提高，綜合國力的顯著增強，早已取代英國成為當時的頭號強國，這也注定了它要在新型的國際貨幣體制里發揮重要作用。布雷頓森林體系，穩定了當時的經濟形勢，推動了二戰后各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同時規定匯率短期變動控制在1%，如果成員國出現根本性的國際收支失衡，實行可以調整的匯率制度，維護了匯率的穩定，有利于國際貿易的進行和商品資本的流通;同時成立了IMF和WB兩大國際機構用來對成員國進行監督和提供貸款幫助，這對于維護當時國際金融秩序，促進戰后國家重建和發展至關重要[1]。然而，隨著美國國際收支的持續逆差，人們對美元的信心逐漸下降，進而到了20世紀60年代，引發了美元危機，隨后的十幾年中，美國和其他各國都實施一系列政策，但收效甚微。
1.1.3 牙買加體系――現行貨幣體系
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失敗，對于世界金融市場所造成的消極影響不言而喻，國際經濟秩序一時間陷入混亂，急需一個新型貨幣體系出現。牙買加體系，靈活性大，滿足了當時經濟動蕩，各國經濟水平不同的要求，符合歷史發展規律，同時提高了各國制定宏觀經濟政策的自主性，極大地推動了各國經濟的良性發展，具有較強的適應力。
1.2 人民幣國際化背景
2007年美國發生了嚴重的次貸危機，進而導致全球性的經濟衰退。經濟學家分析認為，此次危機的潛在誘因在于現行的牙買加體系存在嚴重缺陷。從布雷頓森林體系時期開始到現在，美元的經濟地位一直不可小覷。牙買加體系后，美國依靠自身國際經濟地位，著眼于本國發展制定相關政策，不斷對外進行借債，而償還時，則利用“鑄幣稅”的優勢，大肆印發美元，以此來減免各種經濟負擔，分散金融風險，致使美元不斷貶值，匯率經常變動，這影響了其他盯住匯率的國家貨幣政策的制定，損害了其國家利益，而國際貨幣制度的監督機構IMF，則對美國無計可施。作為在IMF中擁有17.661%投票權的國家，美國總是以絕對的優勢擁有一票否決權，沒有任何國家能夠與之抗衡。隨著許多新興經濟體的出現，世界經濟力量也在不斷變化，牙買加體系的弊端日益顯現，國際貨幣體系也需要與時俱進，改革迫在眉睫[2]。
2 人民幣國際化進程面臨的問題分析
2.1 外部阻礙因素
2.1.1 政治制度差異和大國的阻撓
由于文化、歷史、政治及社會制度的差異，人民幣在境外自由兌換依然困難重重。世界上大部分國家奉行資本主義制度，對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理解不夠深刻，同時在我國綜合國力增長的同時，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鼓吹“中國”，認為中國是其發展道路上的敵人和絆腳石。而歷史文化的差異，又增加了中國與西方國家溝通的困難度，致使交流合作難上加難。作為當今世界上的頭號強國，美國從維護自身國際利益的目的出發，一定會從中阻撓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美國不愿把自己的霸主地位拱手讓人，必然會想方設法維護美元的地位與其他貨幣抗衡。迄今為止，美元的經濟地位依然不可小覷。許多國家仍堅持用它進行國際結算和國際儲備。這都為人民幣成為國際貨幣增加了難度。而作為亞洲的發達國家日本，由于各種歷史因素，與中國關系就更加微妙。日元已經是世界公認的國際化貨幣，而人民幣的國際化推進勢必會影響日元在亞洲乃至世界的經濟地位，可想而知，人民幣在亞洲推行自由兌換過程中，勢必會受到日本的抵制和阻撓。
2.1.2 中國同樣將面臨“特里芬難題”
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特里芬難題”的難以解決，即在維護國際收支平衡和維持美元匯價存在無法調和的矛盾。而人民幣走向國際化，依然需要直面這個問題，因為作為國際化通用貨幣，其他貨幣必然與之掛鉤，那么如果各國為了用人民幣來進行結算與儲備，必然會使人民幣不斷流出，從而給中國帶來巨大的貿易逆差;然而作為國際貨幣，中國還面臨穩定幣值這一問題，這就要求中國是一個長期貿易順差國。這二者相互矛盾，難以合理解決。
2.2 內部制約因素
2.2.1 資本經常項目管制
通過其他貨幣國際化的經驗來看，放開資本項目管制是其中的重要一步。我們不能說人民幣國際化就意味著必須放開資本項目管制，但毫無疑問，資本項目管制勢必延緩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如果人民幣無法自由兌換，僅限于結算和儲存等功能，就會使其使用成本增高。在相同情況下，與其他國際貨幣相比，它的比較優勢也就變得不太明顯，競爭地位也會隨之下降。然而，資本項目的開放，會使中國與世界的聯系更為緊密，更容易直接受到其他國家經濟波動的影響，阻礙我國經濟的發展。因此，我國要謹慎處理資本項目管制和人民幣國際化的關系，保證兩者步調一致，既不可完全不放，也不能操之過急，一蹴而就。
2.2.2 金融體系存在內在缺陷
雖然各國金融體系形式不同，但不管是二戰后的美國，日本還是歐洲各國聯合起來的歐盟，都擁有完善的金融體系和發達的金融市場。在貨幣國際化過程中，一國的金融體系扮演著重要角色。健全的金融系統，有利于降低金融風險，保障金融安全，維持貨幣穩定，降低過多的通貨膨脹和通貨緊縮對經濟的破壞。然而在金融管理和金融制度上，我國現行的金融體系仍需要優化和轉型。
首先，我國的金融體系市場化程度遠遠不夠。我們雖然擁有較大的金融市場，但利率和匯率還是沒有完全放開，致使資源配置效率仍有待提高。其次，金融體系壟斷特征比較明顯，金融效率較低，導致投資結構惡化。一方面，許多大型的金融機構占據大量金融資源，產能過剩，浪費嚴重;另一方面，中小型銀行和民營銀行寸步難行，舉步維艱。大量資源流入國有企業，致使中小型企業融資困難，缺少支持，飽受歧視，嚴重阻礙了我們生產力的發展。再者，我國金融監管存在漏洞。金融法律不完善，許多金融領域缺少法律保障;金融監管機構之間缺乏交流和合作，導致重復監管或者監管空白;相關監管人員職業素養不夠，監管力度不夠。
2.3 缺乏金融創新
金融創新，是金融行業發展的不竭動力，也是一國經濟實力的重要體現。推動金融創新，鼓勵多種金融衍生品的出現，對于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十分重要。
一方面，我國在經濟發展上，長期學習西方，導致缺乏符合本國國情的金融產品，而作為金融創新者的商業銀行，本身也缺少創新的理念，致使許多金融產品本質相同，抄襲嚴重，實質性的創新產品和創新形式十分缺失。另一方面，我國金融從業人員較多，而優秀有戰略眼光的創新人才卻少之又少。隨著金融與其他領域關系的不斷加強，優秀的創新人才在具備豐富的金融知識的同時，還要涉及其他各個領域，擁有全局觀念，了解世界金融形勢。由于我國對金融“通才”培養不夠，也致使金融創新落后。
3 人民幣國際化路徑選擇
通過分析人民幣國際化過程中所面臨的外部威脅和自身存在的客觀問題，結合我國經濟發展實際，這一部分主要提出了筆者關于人民幣國際化的一些建議。即政府可以通過正確認識特里芬難題、努力維持人民幣幣值的相對穩定、加快逐步推動人民幣自由兌換等方式，推動人民幣國際化進程。
3.1 正確認識特里芬難題
對于國際貨幣化過程中出現的“特里芬難題”，人民幣遲早也會遭遇。如何正確解決這一難題，將影響到人民幣國際化的質量和進程。根據美國經驗，在人民幣尚未實現完全自由兌換的時候，該難題并不會立刻顯現在中國身上，反而是許多大國目前遭遇的“特里芬難題”更應該得到充分的重視，我國外匯儲備數量巨大，對外匯依賴嚴重，要時刻注意世界經濟動向，及時調整貨幣政策。再者，我國目前對外貿易的順差大多體現在歐美等發達國家，而對于亞洲主要國家，則存在著巨額貿易逆差，可以通過調節對外出口結構和方式，維持國際收支平衡，同時可以考慮先把人民幣推向亞洲，在亞洲地區先實現自由兌換[3]。
而隨著人民幣國際化成熟發展一定程度，對人民幣的需求增多，人民幣對大量外流，“特里芬問題”也會逐漸顯現，中國可以利用香港作為離岸金融中心中心幫助有效管理人民幣的兌換比率，推動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和減少特里芬難題。
3.2 維持經濟發展和人民幣匯率的相對穩定
人民幣幣值穩定，主要體現在對內保持物價水平的穩定，對外保持人民幣匯率的穩定兩方面。
3.2.1 保證經濟增長速度質量
中國的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是保證人民幣國際化順利進行的根本條件。根據歷史發展規律，一個國家經濟的提升，客觀上會刺激該國貨幣的國際化。我國自1978年以來，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已經取得了巨大成就，然而，如果想在世界金融市場上繼續立于不敗之地，獲得更大的話語權，經濟實力的提高依然十分重要。
近年來，中國的GDP總量顯著增長，但與美國相比還有一定差距，人均GDP更是遠遠落后于其他發達國家。因此，我們不能止步于現在，更要從經濟增長速度和經濟增長質量出發，加快轉變經濟發展觀念，推進經濟增長結構轉型，改革現行經濟體制，促進資源合理配置，實現經濟又好又快發展。
3.2.2 保持人民幣匯率的相對穩定
人民幣的幣值穩定，有利于國民宏觀經濟健康快速發展，有利于維護世界金融秩序，促進世界經濟發展，也有利于國內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人民幣匯率的升值，會使我國許多出口加工產業價格優勢下降，弱化我國出口競爭優勢，同時增加企業營運成本，減少企業利潤，使企業經營困難，從而影響國家經濟和社會的穩定。人民幣匯率和國內物價水平之間也有一定聯系，在維持匯率穩定，保證人民幣幣值穩定的同時，可以在一定程度抑制通貨膨脹。人民幣匯率的升值，顯示出中國經濟的強健，會吸引許多外商來華投資，也會吸引許多熱錢的流入，增加流通中的貨幣量，加大國內通貨膨脹的壓力，導致物價水平的飆升。人民幣匯率的穩定，可使中國帶動其他國家對外貿易的開展，擺脫金融危機所帶來的負面影響，促使經濟回暖復蘇。
為了穩定人民幣匯率，當前應發展新興產業，推動產業結構升級，鼓勵技術創新，調整出口結構，變中國制造為中國創造，打造具備核心競爭力的知名品牌。同時加強和周邊國家的友好合作，增加貿易往來，增進友誼，共同抵制金融風險，增強國與國之間的信任，緩和人民幣升值趨勢。利用有效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減少政府支出，提高存款準備金率，提高稅率等），控制通貨膨脹，確保國內物價穩定[4]。
3.3 逐步推動人民幣自由兌換
3.3.1 加快推進人民幣資本項目下自由兌換
通過歷史發展規律來看，一個國家放開資本項目管制，約在經常項目管制放開后的10年左右，央行行長周小川在2015年3月29日的博鰲亞洲論壇上說，中國的“十二五”規劃提出了加快推進人民幣實現資本項目可兌換，而2015年是“十二五”的最后一年，打算通過各方努力實現這一目標。資本項目的可自由兌換，對于一國貨幣成為國際貨幣，意義非凡。貨幣的自由兌換，是市場經濟發展到一定時期的客觀要求，將直接影響了一國貨幣的國際化進程。如果人民幣實現可自由兌換，勢必會減少我國對美元等其他硬通貨的依賴，推動中國金融機構走出國門，走向世界，進一步推動我國貨幣在國際收支、市場調控、穩定匯率等方面，發揮著更大的作用，同時增強我國貨幣作為“儲備貨幣”的優勢，提升我國出口產品的競爭優勢。資本項目的可兌換也存在著一定風險，如宏觀經濟調控難度增加、貨幣政策獨立性和匯率穩定存在沖突、經濟波動風險增大等。因此，在資本項目開放的過程中，我們要時刻注意國內外金融環境，及時調整經濟政策，防范金融風險，不斷完善我國金融體系，謹慎處理資本項目管制和人民幣國際化的關系。
3.3.2 深化金融體系改革
金融體系不健全，會嚴重阻礙我國經濟效率的提高和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美元霸權能夠延續到現在，和美國發達的金融體系，完善的金融市場是分不開的。因此，在新經濟體層出不窮的今天，想要趕超西方先進國家，就必須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只有這樣，中國才能獲得與發達國家平等競爭的機會。
首先，中國要制定合理的法律法規，不斷健全金融制度，明確各金融機構在市場中的作用，保證金融安全。同時要調整金融結構，加快經濟轉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從而在全球性經濟問題中發揮建設性作用，維護和保持和平安定的外部環境。再者，要深化大型商業銀行和其他大型金融企業改革，完善公司內部制度，通過內部競爭機制，提高金融服務質量。還要加強金融監管，形成有效的決策、執行、制衡機制，從而保證經濟的平穩運行。
3.3.3 推動建立離岸金融中心
要想推進人民幣的國際化進程，就必須不斷推進中國與國際市場接軌。建立離岸金融中心，增加人民幣海外兌換和投資渠道，擴大人民幣對外影響力和提高各國對人民幣的信心，增強各種對人民幣的持有意愿[5]。
香港，作為我國的離岸金融中心，優勢突出。首先香港交通便利，與西方文化差異較小，便于與世界交流，而且擁有完善的金融制度和成熟的金融市場，在1972年就放棄了外匯管制，容易開展世界合作。其次香港背靠大陸，有雄厚的經濟支持和政策優惠。再者，基于香港已經有一定的經濟基礎，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能在推進可以緩沖人民幣流動給中國國內造成的影響和沖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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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認為，各國經濟、貨幣領域合作是解決當今世界經濟失衡的無奈選擇，中國應做好以下七件事情：
進一步加快匯率形成機制的改革，繼續減輕人民幣的升值壓力；
進一步加強對跨境資本流動的監測和管理；
堅持提高引進外資的質量，加大“走出去”戰略的實施；
要確立放慢海外上市節奏，積極發展本土資本市場的戰略安排；
進一步運用好貨幣對沖操作手段；
增加雙邊貿易協定，提高亞洲區內貨幣的結算功能；
更重要的是應該積極落實并長期堅持內需主導戰略。
中國的匯率制度改革，是2005年全球經濟最激動人心的事件之一。但嚴格說，匯率改革并不是從7月21日才開始的?？梢院敛豢鋸埖卣f，近兩年特別是2005年，相比改革開放27年中的任何時期，是中國匯率制度改革市場化措施出臺最密集、進程最快的兩年，是中國匯率制度有規劃、有部署改革的兩年。
人民幣匯率水平的走勢分析
市場升值預期信號在減弱
人民幣匯率改革措施出臺后，一方面盡管海外各種媒體評論眾多，有的認為改革并不徹底，但畢竟是朝著浮動邁出了關鍵的、可喜的一步，因此客觀上相對穩定了市場的預期。另一方面，美國近期警惕通脹所采取的措施如利率上漲，使中美利差擴大，美元短期內將較為堅挺，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人民幣升值的壓力。
從市場的短期分析看，海外近期人民幣NDF（無本金交割遠期外匯交易）走勢已下降，銀行遠期凈售匯敞口出現擴大趨勢，表明投機壓力的熱錢逐漸減少，人民幣大幅升值預期趨于平穩。另外，從FDI等長期資本流入因素看，2002年以來雖然中國實際利用外資的絕對額有所上升，但占GDP的比重卻一直在下降。2005年1～10月份，實際利用外資增幅明顯下降，4月、5月、6月、7月、8月、10月這六個月甚至出現負增長。根據IMF預測，未來國際資本流入發展中國家的速度將趨慢。2004年高達2320億美元，2005年將驟降到1330億美元，2006年可能是540億美元。其中對亞洲各國，2004年為1330億美元，2005年約800億美元，2006年更少，凈流入為340億美元。這也是考慮人民幣匯率變動中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
總之，從市場數據分析，不論是海外投資者，還是國內的企業，尤其是國內的外資企業，對人民幣升值預期在下降。有升值預期，但幅度并不大。
實際大幅升值的壓力不大
（1）匯率形成機制的改革在不斷釋放人民幣升值壓力。2005年7月21日改革后，大量改革措施的效應尚未完全發揮，而且還存在進一步改革的空間，因此完全有可能進一步釋放各種長期被壓抑的用匯需求，以減輕升值壓力。
（2）中美利差在一個時期內仍可保持一定的差距。中國目前對銀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和外匯政策的“膠著”，使貨幣市場利率一直走低，目前處于歷史的最低位。另一方面，隨著近三年來實體經濟的高速增長，部分行業產能供給過剩壓力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大問題，企業利潤增長幅度減弱，物價上升速度減緩，出現了對整體經濟增長速度下滑的擔心。因此走低的市場利率趨勢難以急速改變。而美國為了吸引海外資本回流，防止通脹，彌補巨額赤字，又羞羞答答地重復使用歷史上曾使用的“強勢美元”政策，連續提高利率。近期第12次加息絲毫不意味著加息連續性動作的結束，或者說已放松對通脹的擔憂。因此中美利差趨勢仍有助于緩解人民幣升值壓力。中國的中央銀行可基于中國、美國經濟運行周期的特點，巧妙運用好自己的貨幣政策。
（3）中美物價水平在不斷接近。雖然中國的名義工資、消費價格相對于美國，還處于比較低的水平，但中國名義工資的增長率已持續高于美國等發達國家。1994～2003年，美國制造業貨幣工資年均增長3.03％，中國年均增長率高達13.04%,遠遠高于美國。此外，兩國的價格水平也在不斷接近。雖然美國的批發價格年均增長率略高于中國，但在消費價格上，中國的年均增長率卻高于美國。因此從實際有效匯率來看，存在自然調節因素。加上中國目前對電價、油價及其他一些公用事業、資源價格的進一步改革，又會發揮物價對匯率升值壓力的緩解作用。
（4）市場機制的進一步深度改革，不排除中長期存在貶值可能性。從中長期看，中國勞動生產率持續高于美國，人民幣仍有升值的潛力，但同樣從中長期看，中國經濟處于轉軌中，2萬多億元的社保資金缺口，1萬多億元的銀行不良資產，加上一些地方政府難以測算的巨額債務，對一個迫于各方壓力而經驗不足的開放經濟體制而言，對這些歷史痼疾的擇機解決和進一步主動調整內需主導戰略，并不意味著勞動生產率一定程度的提高肯定會使人民幣升值。換句話說，也許存在階段性貶值的可能性?？赡苣芊褡優楝F實，主要取決于市場化改革的力度和對赤字財政政策的態度。起碼從目前看，運用一定的外匯儲備，適時推出相關的改革措施，包括消化巨額不良資產、解決社會保障體系的欠賬、建設各種戰略儲備和重大設施，都可以主動成為緩解人民幣升值壓力的有力措施。
（5）人民幣資本項目下可兌換的漸進性。能否頂住人民幣匯率升值的國際壓力，從國際經驗看，在人民幣資本項下未完全開放限度內，監管資本跨境流動尚有相當的空間和較為成熟的政策經驗。鑒于東南亞金融危機的教訓和中國經濟發展中問題的復雜性，相信中國政府對于人民幣項下完全可兌換的進程，將會有一個非常謹慎、漸進的態度，這一進程絕不可能像市場預期的那么快，更不可能按照國際游資預測的或鼓噪的軌跡走。中國仍會采取嚴格的資本流入管制，并視發展狀況出臺新的政策，尤其是對短期流動性資本的管制。加上此期間中央銀行干預外匯市場經驗的逐步積累，必然會加大投資者的投機成本，增加國際游資對人民幣直接沖擊的難度。
歸納說，在中國的改革、發展和適度的資本管制過程中，只要政策運用適當，仍然有余地消化國際游資對人民幣幣值的沖擊壓力。
判斷性結論
（1）人民幣匯率會在雙向波動、小幅升值過程中繼續保持相對的穩定。2005年7月21日外匯制度的改革意味著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市場化的開始。但是，有管理的浮動匯率畢竟存在一個“管理的目標”。在目前人民幣升值預期壓力明顯大于實體經濟內在升值需求的情況下，特別是在中國金融改革進入關鍵時期，經濟、金融變數較多，中國金融機構和企業對浮動匯率尚需有個適應過程，而且在匯率調整對改善國際經濟不平衡影響有限的情況下，大幅度輕率調整人民幣匯率，風險過大，既不利于中國國內經濟、金融的穩定，也不利于世界經濟與美國經濟的穩定。因此，在人民幣匯率調整方面，“主動性、可控性和漸進性”的基本原則不會變，也不應變。我們認為，這兩年，匯率政策的調整，更多地體現在“觀察、適應”的方針上，期間，中央銀行有能力將人民幣匯率保持在即使有微弱升值、但仍是小幅雙向波動中的相對穩定。
（2）選擇適宜時機適當擴大匯率浮動區間。從更長時間看，市場供求力量決定人民幣匯率水平的影響將越來越重要。至于選擇什么時機適當擴大匯率浮動區間，我們認為，只有在進一步推進金融體系改革和外匯市場改革的基礎上，在基本吸納和消化已經采取和準備采取的一系列市場化改革因素后，當產生新的市場供求因素的刺激與推動，才會出現適當的時機。但是推出的仍是遵循“有管理”目標的“適度的”浮動區間。此期間應該不排除在個別時段人民幣升值幅度由市場力量所決定，超過0.3％；不排除在匯率改革措施因各方面原因仍不能釋放和消化市場等因素帶來的升值壓力時，提前適度擴大人民幣匯率的浮動區間。
升值預期過高的基本原因：貨幣因素大于實體因素
一方面，中國市場化改革的深入，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勢必出現人民幣升值的可能。1995～2003年間，中國制造業部門的勞動生產率與美國、OECD國家相比，累計增長了1.2～1.5倍。另一方面，90年代后國際政治社會中“冷戰”的結束，國際資本的流動沖破了長期以來意識形態的障礙，給正在打開國門，進入資源全球化配置的中國，創造了極大的機遇，加上廣闊的市場，廉價的勞動力，使中國出現了從1990～2004年15年間有12年的雙順差現象也勢必驅使人民幣幣值趨于上升。但是人民幣幣值是否如海外有關機構和人員評論的，被低估了25%？40%？如果不是，又是什么基本的原因導致人民幣遭遇如此大的升值壓力？我們的基本結論是：升值固然有實體經濟因素，但更多的壓力體現在貨幣性因素上。
作為世界第一大國和擁有國際儲備貨幣發行權的美國貨幣政策，前幾年僅僅從考慮解決國內經濟矛盾的需求出發，一直保持低利率政策，發行了過多的美元。同時，各國中央銀行特別是亞洲的中央銀行通過外匯市場的干預，持續不斷的支持美國的巨額“雙赤字”，導致世界貨幣基礎增長迅猛。從1997年以來，全球貨幣基礎（全球流動性）的增長速度遠遠超過全球的生產增長速度。20世紀70年代以后，國際資本流動的增長速度已遠遠超過國際貿易的增長速度。20世紀80年代初的國際短期資本為3萬億美元，到1997年底增加到了7.2萬億美元，相當于當年全球國民生產總值的20％。當前僅對沖基金就有8000多只，約有1萬億美元資產。巨額的貨幣資金必然要在全世界各個角落獵取利潤對象。從已經破滅的美國新經濟泡沫、網絡泡沫、股市泡沫，到目前風險極大的美國房地產泡沫，從投機世界石油到目前投機世界黃金、貴金屬甚至于森林資源，全球過剩資金一刻不停地在世界各地尋找機會，導致各個被投機的商品出現了歷史上從未出現過的價格走勢怪現象。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國際間過剩資本的流動，不間斷地帶來一些國家地區乃至全球經濟的不穩定。目前，盡管中美貿易差額問題如美聯儲格林斯潘所說，解決差額問題仍不足以解決美國的經濟問題，但多年的雙順差及高額的外匯儲備，按美國強權主義解決美國歷次經濟問題的慣用思維，自然仍被授人以口實，被國際游資利益集團所大造輿論，造成人民幣極大的升值壓力。
此外，國內經濟實體恐于人民幣升值預期的海內外強大輿論壓力，加快資產調整，又循環加大了升值壓力。前些年外流的海外資金回流，國內貿易企業通過貿易信貸（提前收款、推遲付款、信用證等貿易項下融資）的貨幣資產調整，個人的美元、人民幣間資產轉換，最終必然是成倍放大實體經濟面反映的人民幣升值要求。
重要的是長期分析：中國匯率的國際環境
即使中國政府目前的決策絲毫無誤，也并不能完全理想解決當今全球經濟、貿易的失衡問題。全球經濟貿易失衡的主要原因，是美國經濟的失衡，是美國多年經濟政策的結果。由此評價美聯儲格林斯潘18年的政策和遺產，對世界而言，是福還是禍？需進一步認真研究。因為要解決目前世界經濟失衡帶來的全球匯率波動，首先需要美國以大國負責的姿態來對待全球經濟失衡，主動對多年積累的已扭曲的經濟結構進行調整。同時，鑒于美國經濟“硬著陸”會對全球經濟帶來的巨大風險，最后無奈的選擇，只能是各國加強合作，分別調整自身的經濟結構，才能逐步改善國際貨幣體系。
當前世界貿易格局是近15年國際政治、經濟結構變化的結果
理論上，貿易格局的變化與匯率的變動密不可分。但全球15年來貿易格局變化如果不是匯率因素起決定作用，又是什么力量在暗暗地發生作用？
從90年代開始，發達國家的資本輸出，再也不局限于發達國家之間，而是加速面向市場廣闊、勞動力資源豐富且便宜的發展中國家，并以資本輸出帶動制造業生產能力輸出。1991～1997年，發達國家之間的國際直接投資年均增長率只有8.8％，而流向發展中國家的投資卻增長了32.3％，發展中國家在吸收國外直接投資中的比重也從1990年16.5％上升到1997年40％。
與世界資本輸出結構及輸出目的的變化相對應，世界貿易結構顯現出三大特點。
一是跨國資本流動直接帶動了東亞各國包括中國的國際貿易。當前的國際分工體系，不再局限于差異性產品，而是生產鏈條在全球的重新配置與延伸?？鐕Y本流動不再以當地市場與自然資源為主要目的，而是以資源、風險的全球配置為主要目的。中國及東亞的情況表明，直接投資與貿易順差之間的相關性明顯增強。尤其在中國，1997年以后利用外資和貿易順差的走勢基本一致。
二是當前世界的資本流動主要是通過跨國公司進行，跨國公司引導了國際貿易的流向，決定了世界貿易的基本格局。目前全球生產的1/3，國際商品貿易的1/2以上，國際技術貿易和國際服務貿易的3/4以及外國直接投資的90％都是由跨國公司進行的?？鐕驹趪H貿易中的作用提高，導致國際貿易競爭正從過去以企業間的比較優勢為主，轉變為以在國際范圍內整合資源的能力競爭為主，國際貿易格局由原先的產業間貿易為主，轉向產業內貿易和跨國公司內貿易為主。
三是世界三大區域的貿易差額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美國對其他兩個區域的貿易從“一順一逆”（對歐盟順差，對東亞逆差）變成“雙逆差”；歐盟從“雙向逆差”變成“一順一逆”（對美國順差，對東亞逆差）；東亞“雙順差”情況沒變，但對歐美的順差規模從1000多億美元增長到4000多億美元。
匯率對世界貿易基本格局的影響在逐步弱化
傳統經濟學認為匯率能自發調節貿易差額。但由于世界貿易基本格局的變化和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的弊端，目前匯率對世界貿易基本格局的影響已弱化。
（1）匯率波動基本已由金融易主導。全球跨國貨幣交易量已遠遠超過全球貿易量，跨境外匯全年僅日均交易量已達世界全年貿易額的10％左右。由于全球資產泡沫此起彼伏，金融易的流向、目標物經常脫離實體經濟。匯率波動信息中存在噪音，不僅不能自發調節貿易差額，有時甚至背道而馳。即使匯率波動的方向與幅度較恰當，其效應的顯現往往還需相當時間。因此，平衡貿易差額已不能完全寄希望于匯率的市場化調節。從現實看，1995年以來，美國經常項目逆差持續擴大，但美元實際有效匯率在1995～2002年間走強，2002年后卻出現疲軟；日元1985年廣場協議后大幅升值與波動，但日本貿易一直順差。
（2）部分匯率風險已被跨國公司內部化。當跨國公司成為國際貿易主體后，匯率成了跨國公司內部核算價格，主要調節內部的利益分配，對整體利益影響力有限。中美貿易中尤其是中國對美出口中很大一部分是美資跨國公司的內部貿易。從1992年到2005年，中國實際有效匯率發生較大波動，但據美國商務部報告，1992～2004年的關聯貿易占美自華進口比重卻從10.5%一路上升到27.1%，占美對華出口比重從4.9%上升到14.2%。
（3）匯率波動基本不影響產品最終售價。一方面，產品最終售價中服務等非貿易部分占比不斷提高，對匯率的敏感性下降。據美國經濟學家估計，中美貿易的價值鏈基本上由美國企業控制。美國自中國進口價值1美元的商品在美的零售價約4美元，3美元被美國的品牌擁有者和流通領域賺走。中國僅得1美元，其中有20美分相當于利潤和折舊，往往被出口企業所有人――臺灣或香港廠商獲取，還有30美分用于購買進口原料，中國投入了大量勞動力和基礎建設，僅得50美分。中國出口美國的產品以消費品為主，且美國掌控價值鏈的絕大部分，因此人民幣小幅升值并不會改變其零售價格。
另一方面，匯率大幅高頻波動，使國際貿易承受不必要的匯率風險。為保持市場份額等目的，出口廠商更傾向于自我消化匯率風險，而不是用再定價方式轉嫁，匯率波動對需求的影響弱化。
從1985～1987年間美日的經驗看，進口價格與匯率波動、出口價格與生產成本的相關性相當弱。美國1985年匯率貶值后半年，真實進口價格仍低于其最初水平，一年后真實進口價格的上漲幅度，比起美元的貶值幅度仍微不足道。日本的單位勞動成本與制造品的出口價格變化比例也極其不相稱，日本制造商試圖穩住出口價格，而不是使價格與成本同比例變化。
（4）貿易不平衡格局具有自身長期的內在穩定性。不僅匯率對貿易、經常項目差額的影響力在下降，而且經濟周期對貿易差額的影響力也出現下降，全球貿易基本格局具有一定的內在穩定性。從實際情況看，1996～2004年，不但世界各國的匯率發生了較大波動，各國經濟也發生了較大的調整，但從國際經常項目基本格局看，并未發生顯著變化。美國在將近1/4個世紀的時間內一直陷入經常項目持續逆差的局面，且逆差的絕對額不斷擴大；歐元區除個別年份（如2000年）出現逆差外，均為順差；日本一直保持順差；亞洲國家（日本除外）的順差則在不斷擴大?？傊梢哉f除非匯率發生長期、大幅波動，匯率波動很容易被經濟結構的調整所吸收。
進一步分析，貿易差額呈現明顯的逆周期特點。1984～1985年中國經濟增長率高達13％以上，順差急劇下降，從1983年的0.3％下降到1985年的-5％左右；1989～1990年中國經濟增長率只有4％，但貿易順差大幅增加，從1988年的-1.9％上升到1990年的2.2％；1993年前后經濟增長率高峰時期超過14％，貿易順差卻從1991年的2％下降到1993年的－2％水平。其他時期也大體類似。
日本從1955年以來經濟增長大致分三個階段，一是50年代末到60年代末的高速增長階段，大約在10％左右，除個別年份出現少量貿易盈余外，均為貿易赤字；二是70年代初到80年代中后期，經濟實際增長率在4％左右，貿易差額波動較大，既有大額貿易盈余，也有大額貿易赤字；三是90年代泡沫經濟破滅以來，實際經濟增長率在1％左右，甚至出現負增長，一直有大額貿易盈余。
可見，匯率對貿易差額的影響不能說已完全沒有，但相對以前任何階段，影響力大為降低。匯率波動不會輕易影響單個國家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但仍應考慮。第一，存在多個相類似競爭優勢的國家，匯率的長期大幅波動，仍會導致跨國公司重新配置資源，從而影響其貿易差額。第二，匯率的波動往往導致某個國家部分原有優勢的喪失，需要重新尋找、建立核心競爭力，推動產業結構升級。這個過程仍然充滿風險。但從國際經驗看，在應對匯率波動方面，除個別國家出現失敗外，在不發生金融危機的條件下，大部分國家仍能有較強的調整能力。第三，匯率波動對國內不同企業的影響不同。跨國企業、大企業有能力走出國門，在世界范圍配置生產鏈，因此能有效抵御，甚至利用匯率波動。但出口導向的內資中小企業，尤其在外匯市場發育不完全的環境下，匯率波動對其危害較大，較直接，不能忽略。
匯率的背后：世界貨幣體系失衡的再次顯現
（1）美元本位貨幣體系的脆弱性：“特里芬難題”與匯率風險。一方面，雖然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以后，美元的本位貨幣地位遭到削弱，但當前美元仍占各國外匯儲備的60％以上，國際外匯交易的40％、國際貿易結算的50％以上。美元作為主要儲備貨幣，仍面臨著“特里芬難題”，即作為國際貨幣要求的貨幣堅挺與作為世界主要儲備貨幣要求的國際收支逆差之間的矛盾。
另一方面，世界上美、歐以外的非儲備貨幣國家，尤其是資本項下不可自由兌換的國家，經常項下差額產生的資金余缺，其匯率風險是無法消除的，在貿易不平衡格局長期化的環境下，這種風險不斷累積。從官方持有的非本幣資產，尤其是美元資產看，到2004年，東亞13國的外匯儲備為23093億美元，占世界各國官方總儲備的比例已經達到61.4%。從包括官方與私人的外幣凈資產頭寸看，這種不平衡在不斷加劇。拉丁美洲國家的外幣凈負債不斷增加，從1994年的436億美元，增加到2002年的1824億美元，增長了4倍多。而亞洲大經濟體的外幣凈資產則從1994年的1390億美元，一路上升直到2002年的6717億美元，增長了5倍多。中歐國家的外幣凈資產增長得更快，從1994年的7億美元，增長到2002年的394億美元，增長了56倍多。
（2）美元發行不受約束，導致世界資產泡沫與金融危機不斷。更重要的是，當前的國際貨幣體系除延續布雷頓森林體系內在的“特里芬難題”外，作為國際儲備貨幣的發行不再有黃金約束，世界貨幣的發行往往服務于一國國內的經濟需求。從1998年以來，美國M2的增長速度連續六年高于GDP現價的增長速度，存在美元的超額供給，引起了美國及世界此起彼伏的以經濟過熱和資產價格暴漲為特征的信用泡沫。從20世紀70年代初以來，美國經常賬戶累積了3萬億美元的赤字。當這3萬億美元的貨幣進入擁有對美國貿易順差國家的銀行系統，遇上某些國家政策稍有不慎，就開始了一個創造泡沫的過程。銀行開始瘋狂擴大信貸，引起了經濟空前的繁榮，股票、房地產等資產價格急劇上漲。由于幾乎每個產業都容易獲得低息貸款，提供了過多的生產能力。當投資和經濟增長異乎尋常地加速時，資產價格的泡沫就不可避免的出現了。正是這樣一個過程，推動了前面提到的從美國的股市泡沫、新經濟泡沫、房地產泡沫，到目前全球的石油價格、黃金價格、一些貴金屬價格、森林資源的不正常走勢。而且可以大膽預計，這個過程遠沒有結束。
【關鍵詞】 煤炭企業； 財務風險傳導； 現金預算
中圖分類號：F27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5937（2016）09-0036-03
煤炭企業植根于計劃經濟體制，在“經濟新常態”的要求下進行資源整合轉型改革，雖然取得了一些成績，但現金在資源配置中的核心作用還沒有充分發揮，尤其是傳統的計劃財務制度、資產管理制度等事業型制度已經不再適應現代市場經濟。如何突出新常態下“經濟風險積累和化解”的特點，煤炭企業現金預算管控體系的創新至關重要，而現金預算管控體系的起點則是現金預算的編制，企業的財務風險必然會依附并在現金預算當中進行傳導。
從現實情況來看，現金預算管理已經成為煤炭企業規避財務風險的主要監控點。優化現金預算編制，將現金預算作為企業規避財務風險的常規性手段，不僅有利于企業調控現金流量，而且可以凝聚企業核心競爭力。故探討新常態下煤炭企業的現金預算編制，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相關概念的界定
（一）財務風險及傳導機理
財務管理區別于其他管理工作的特點就是對企業價值量的管理，其間一定會涉及到資金籌集、資金使用、收益分配等財務活動。由于主觀不確定性與客觀不確定性的背離，使得企業財務管理的預期目標與實際結果發生偏差，就有可能存在實現預期目標和無法實現預期目標兩種結果，從而使得企業的財務狀況具有不確定性，即企業所面臨的財務風險的不確定性[1]。主要包括籌資風險、投資風險、資金分配風險三方面。
財務風險的特征之一就是“傳導性”，從系統論觀點來看，利益聯盟體內部和外部都存在著財務風險的傳導現象，在“傳導機制”的作用下，風險因子將已有的或潛在的風險源通過一定的風險載體傳導到具有利益關系的其他財務節點上，加之財務風險的“漸進性”，使得企業的理財目標發生偏離。廣義的財務風險的傳導包含兩層涵義：其一為外部傳導，一個企業產生的財務風險經由一定路徑在傳導因子的催化作用下可能會傳導至其他相關企業，進而影響整個行業[2]。其二為內部傳導，即由特定財務活動產生的財務風險通過傳導因子經由特定路徑傳導至另一個財務環節，如籌資、投資和收益分配各理財環節之間的財務風險傳導。狹義的財務風險傳導僅指內部傳導[3]。
（二）現金預算的結構內容
編制現金預算由六個板塊構成：（1）期初現金余額，一般情況下是企業上一期的期末現金余額，還需要考慮現金最佳持有量和現金收支等具體情況；（2）現金收入，包括預算期內主營業務活動帶來的現金流入、籌資及投資現金流入；（3）現金支出，數據體現在日常業務現金支出預算、籌資現金支出預算和投資項目現金支出預算；（4）現金余缺，期初現金余額加現金收入減現金支出；（5）融資方案，依照預算期內現金的多余或不足情況所設定的籌資或還款計劃；（6）期末現金余額，企業在預算期期末所設定的持有現金金額，用以確保企業在下一預算期內的資金存量與財務活動相匹配[4]。
二、財務風險在現金預算編制中的傳導機理分析
（一）財務風險傳導要素分解
企業編制現金預算的主要原因是控制企業現金流，盡量規避財務風險。本文以財務風險在煤炭企業中的內部傳導為研究視角，借鑒鄧明然和夏結（2009）的風險傳導元素分解原理，把財務風險傳導系統分解成風險源、風險傳導路徑和風險閾值。
風險源，即風險傳導的起點，是企業財務風險產生的源頭。從內部影響因素來看，企業一系列的財務活動都可能會引起財務風險的發生，多以現金流的形式出現在現金預算的編制中；風險傳導路徑，即企業財務風險傳導的路線或承接順序，在現金預算的編制中以其編制流程和編制方法呈現；風險閾值，即財務風險源累積達到上限的數值。財務風險的爆發并非必然，受到財務有機體自我防御能力的有效抵抗，只有當財務風險的累積變量突破其財務有機體自我防御的臨界值（即風險閾值）時財務風險才會質變為財務危機。
（二）風險要素的形成機理及傳導
根據上述財務風險的界定，風險源由籌資風險源、投資風險源和分配風險源三部分構成。煤炭企業以其特殊“身份”，使其利用銀行貸款融資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但同時也造成了融資渠道單一的弊端。金融危機之后，銀行開始加強信貸風險管理，信貸限額加劇了煤炭企業的現金存量壓力，相當數額的利息費用加之可能在短期之內就要歸還的本金使得煤炭企業面臨較大的風險。
煤炭企業的投資方向主要集中在固定資產上，拋開新建項目因素，單是從技術改造、固定資產更新的角度看，煤炭企業需要在現金預算中合理安排資金規劃。而且，煤炭企業與資源賦存條件，如煤層地質情況、企業地理位置、井下災害程度等因素的高度相關性都會成為投資風險源。
分配風險源是指現金股利在現金預算中是否合理規劃，煤炭企業偏愛現金股利主要有三點原因：國有股股東對現金股利的偏好；中小股東對現金股利的需求以及證券管理機構對股利派發形式的剛性規定；現金股利在接受市場監督和減少成本方面起到的積極作用。
煤炭企業的財務風險源是按照財務風險的傳導路徑――現金預算的編制方法進行傳導的，現金預算的編制方法一旦確定，那么風險源會沿著一定的承接順序進行傳導。煤炭企業一般會在年度結束時編制下一年度的固定預算，但在預算編制過程中，企業很少使用零基預算法、滾動預算法、彈性預算法，導致現金預算管理從源頭上就存在部分缺陷[5]。
風險閾值――筆者認為，它在現金預算的編制中體現為目標利潤和期末現金存量兩方面。目標利潤和期末余額二者究其本質都是企業的一個主觀預測值，主觀預測值與客觀實際值之間的偏差就會表現為企業財務風險的迸發。從程序和方法上來說，大多數煤炭企業都是采用集權模式下的定性預測法來制定。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三種風險源都是以現金的形式表現出來。籌資風險源是以企業預計籌資額及當期還款額的形式出現在現金預算的融資方案和現金支出板塊中。投資風險源最初以當期固定資產或無形資產的投資額出現在特種決策預算中，隨后轉入企業現金預算的現金支出板塊中。分配風險源以當期現金股利支付數額的形式轉入現金預算中。筆者認為，在編制現金預算時只能對其發生的預測數額進行匯總填列，也就是說，從現金預算編制角度來看，風險源屬于不可控風險。通過優化現金預算的編制流程和改變現金預算的編制方法可以控制財務風險的傳導，繼而有效地減輕風險源對風險閾值的負面沖擊。通過定性加定量的方法來精確地設定風險閾值則可以最大限度地規避預算精度差給煤炭企業帶來的財務風險，因此二者均屬于可控風險。財務風險傳導要素在現金預算中的傳導邏輯如圖1所示。
三、煤炭企業現金預算編制的優化
（一）流程的優化
現金預算中的數據主要由日常業務預算和特種決策預算提供，這些數據的準確性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其規避企業財務風險能力的強弱。擁有一套科學、完善的現金預算編制流程可以最大限度地解決現金預算編制精度的問題，預算流程優化的關鍵在于相應職權的部門或個人在既定的流程中行使相應的預算權限，編制流程究其本質是公司治理結構的體現。
煤炭企業的“國有”屬性較突出，比較理想的現金預算編制模式應當由股東會、董事會、經理層三個層級來共同完成。經理層負責現金預算草案的編制，首先把現金預算中的四個板塊目標自上而下地分解到各個相應的職能部門，各個職能部門在接到上級的分解目標之后要對該目標進行可行性論證。若認為可行，編制本部門現金預算草案并報預算管理部門審核，預算管理部門將各現金預算草案進行平衡匯總形成最后的現金預算草案。如若不可行，提出具體的修改意見，上報預算管理部門。董事會對現金預算草案進行審核，審核通過后經由股東會審批，現金預算方可執行。
通過“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雙線反復程序，不僅可以使各個職能部門更加明確自身的目標任務，又有利于煤炭企業日后對職能部門進行有效的監督和考核。
（二）方法的優化
煤炭企業現金預算的編制方法不應是一成不變的，應根據企業所處的經濟環境進行適當的調整。當經濟處于下行期時，煤炭銷售萎靡，產能相對過剩，部分固定的成本開支對企業的沖擊較大，此時的煤炭企業應適宜采用零基預算。在現金收入板塊中，可以對預計的銷售量采用效益分析法，主要是對各季度銷售收入的回收率――收現率的預測。除此之外，還應當考慮收回投資收到的現金，投資收益收到的現金，處置固定、無形和其他長期資產收到的現金凈額等項目，在現金支出板塊中除去日常業務支出外，還應當對應地考慮投資支付的現金，其他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支出，分配股利、利潤或償付利息支付的現金等項目。從提高零基預算效率的角度來看，重點是建立現金支出定額標準庫，包括各級崗位人員工資定額標準庫、公用經費定額標準庫、煤炭設備及維修費用定額標準庫、基礎設施項目定額標準庫等。
當經濟處于上行期時，市場對煤炭企業的依賴性增強，煤炭需求者之間的競爭加劇，煤炭企業在編制現金預算時涉及到的變量增多，如：業務量、出貨價格、采購合同等，此時可以考慮采用概率預算法進行現金預算的編制。運用此法的關鍵：一是要對現金收入板塊中的預算數值用動態的價值觀估計其發生的概率，然后將各種收入預算因素出現的各種概率按照與預算因素之間的關系進行組合，求出不同條件下的聯合概率，最后用聯合概率匯總形成不同情況下的可能預算結果。這種方法的實施基于動態價值觀（再投資假設下），應當把貨幣時間價值這一基本的財務管理價值觀引入并體現在現金收入板塊預測中。二是在現金支出預算中對生產經營性支出預算方法進行改進，建議在應用作業成本法的基礎上，將每項現金支出依據成本動因分解成不同的作業，利用投入產出、模糊數學等方法得出每個項目的預算時，必須基于成本會消耗每項作業，而每項作業會消耗動因的原理，以此得出較科學的現金預算。
（三）對目標利潤數據的優化
在現金預算中，最后的期末余額板塊數據是根據一定的計算順序再加入企業管理者預先設定好的“目標利潤”所確定的，企業現金預算對財務風險管控能力的強弱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目標利潤”是否科學合理。前已述及，在現金預算的編制流程中推薦采用“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雙線反復程序”，根據此程序，同理也可以在設定目標利潤時先自上而下――企業可以根據各個職能部門的預算數據確定煤炭企業的利潤平衡點，根據企業的總體戰略目標結合短期的發展規劃確定企業的目標利潤；再自下而上――企業與各級職能部門協商確定各自的目標利潤，簽訂目標利潤責任書。企業預算管理機構根據協商確定目標利潤，再綜合考慮其他財務及非財務變量因素評估財務風險，制定相應預案。
設定目標利潤時，企業應以近期實際財務數據為基礎，依照未來的戰略規劃與各部門的目標責任人充分溝通協商，制定出雙方都能接受的且經過努力可以達到的指標作為目標利潤的考核依據。另外企業可以同步出臺切實可行的監管實施方案，來保證企業經營的高效率和財務風險的有效降低。
（四）提升市場信息的處理能力
現金預算表面上展示了企業在一定預算期內的現金流狀態，但本質上反映的是企業對相關信息流的掌控和估測。無論是銷售量的預測還是期末現金余額的確定都體現出企業對市場信息的處理能力，從這個角度來說，信息流也是現金預算的一項風險源。因此，煤炭企業要建立完善的市場信息處理系統以提高企業現金預算精度，規避企業財務風險。市場信息數據采集是基礎，煤炭企業要最大限度、最大范圍地收集買方信息和賣方信息，特別要注意買方的需求量、新經濟政策下的煤炭市場需求結構信息、各個競爭對手的煤炭生產供應量以及供應結構、煤炭企業的運輸條件、物流市場等相關信息。充分利用計算機技術對現金預算中所涉及到的各個項目進行周密的測算，最大可能地正確判斷出數據的走勢。在數據處理階段，關聯數據的取得可以通過表格之間的對接直接完成，亦可通過用友NC系統或ERP系統直接導出，進而給銷售部門提供合理的生產規模、銷售方式、價格區間等各個方面的參考數據。建議條件成熟的煤炭企業結合自身情況，研發相應的現金預算信息處理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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